這地方，我是知道的。在石頭城的風雨里，立著一個堂皇的招牌，叫作“南京博物院”。人說，它是華夏三大博物館之一，源頭可以追溯到民國二十二年，由蔡元培諸先生倡議，喚作“國立中央博物院”。這名頭是極響亮的，什么“最早”、“第一座”、“國家級”、“重點保護”，金晃晃的牌匾掛了一身，仿佛一座由青磚與琉璃瓦砌成的、密不透風的榮光。

然而榮光的底座，有時也生出些幽暗的、曲折的裂隙，像年久失修的老屋椽子上，悄悄蔓延的霉斑。

前些時候，聽說了一樁事。一九五九年，一位喚作龐萊臣的收藏大家，他的后人，將百余件家藏古畫，慨然捐給了這博物院。這原是一段佳話，帶著些“寶劍贈壯士”的古風。可近來，龐家的后人卻在北平的拍賣場上，赫然見到了當年捐出的舊物——一幅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畫還是那幅畫，只是身上已沾了拍賣行的銅光與看客們熱辣辣的眼色。于是后人一紙訴狀，將這榮光的博物院告了上去。官家便也成立了調(diào)查組，只是這調(diào)查的門，是朱漆的，沉重得很，里面的光景，外頭的人看不真切。

這倒讓我想起另一樁舊事，約莫是幾十年前了。那時節(jié)，風氣的移易是悄然的，像暮春的柳絮，看不見，卻沾得人滿頭滿身。有些重新回到“雅座”上的人，歷經(jīng)了漫長的荒蕪，忽然對古字畫生出一種溫存的、近乎貪婪的親近來。他們不再滿足于隔著玻璃的遙望，定要“請”到自己的書房里，朝夕相對，仿佛那畫中的山水花鳥，真能慰藉些什么。

這便苦了當時的一位院長，姚遷。他是個讀書人，臉上刻著江蘇水鄉(xiāng)那種溫和的執(zhí)拗。院里自有鐵的規(guī)矩：國之重器，概不外借�？僧敗笆±锏念I導”開了金口，這鐵規(guī)便忽然化作了繞指的柔絲。姚遷是無奈的，他大約也曉得“斷然拒絕”的代價。于是，他只得取了一個最笨的法子：借，可以；但須一筆一畫，記得分明。誰借的，何時借的，借了哪一件，他那本筆記本上，記得如同刻石般工整。

到了日子，他便去催。打電話，或是登門，語氣是謙和的，態(tài)度卻是硬的。一次不還，便催兩次；兩次不還，便催三次。那些墨寶，在雅致的書齋里，是清供，是風雅的點綴；在他心里，卻是一筆筆懸而未決的債，壓得人夜不能寐。日子久了，債主未曾焦慮，借債的“雅士”們倒先“有些不高興”了。風雅的事，一沾上這般執(zhí)著的追索，便仿佛變了味，生出些不信任的、掃興的塵芥來。

將一座大廈的根基，系于一人風骨之上，終究是險事。一九八四年，這位催債的院長，自己卻先背上了“剽竊”的惡名。對于視名節(jié)重于性命的人，這便是一柄剔骨的刀。調(diào)查，談話，無形的壓力從四面合圍。終于在一個十一月，他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將生命的重量，掛上了一根繩索。他用自己的死，為那本催債的筆記，畫下了一個沉黑而決絕的句號。他守護的邊界，隨著他的倒下，也悄然坍圮了一角。

他死后，那本筆記想必是合上了。一種“何必太認真”的空氣，便從那坍圮的缺口，絲絲地透了進來。于是，便有更不堪的事發(fā)生。不過幾年，一個叫陳超的保管員，竟輕松盜走了館藏十九件寶物，價值巨萬。案發(fā)后，此人被依法處決，一顆子彈，了結了這場赤裸的盜竊。

你看，從面對權力的、無奈的“外借”，到鉆營制度的、猖獗的“內(nèi)盜，其間相隔，也不過寥寥數(shù)年。姚遷的悲劇，與陳超的伏法，恰像一枚帶血的銅元的兩面。一面刻著個人堅守的脆弱與悲涼，一面印著制度潰爛后的貪婪與嚴懲。都同樣沉重，同樣映出那“榮光”之下，一些深不見底的陰影。

如今，拍賣行的槌聲依舊清脆。每一件帶著“南京博物院舊藏”標記而出場的物件，無論其路徑如何，都像一聲冷冷的叩問。那叩問的對象，不是某個已逝的魂靈，也非某個伏法的竊賊，而是那套本該密不透風、卻總在人情與權力的風里微微晃動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