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北京西花廳的爐火正旺。負責接待的警衛(wèi)剛送走一批客人，門口又來了位年輕人，他遞上條子：“彭偉光，請見總理。”很快，總理招呼他進屋。寒暄幾句后，彭偉光壓低聲音，只說了一句，“涂木匠的事，您知道嗎？”這一問讓周總理眉頭緊鎖，他放下茶杯，只留下兩個字：“細說。”

事情要從三年前說起。1959年整風整社期間，時任第二機器工業(yè)部工程師涂作潮突然被指“歷史不清”，行政連降兩級，還開除了黨籍。文件下達到車間，許多老技工直搖頭：這人是1924年的老黨員，紅軍最早的無線電廠長，怎么會出問題？可那時風聲緊，沒人敢多問。

檔案里能查到的材料有限，卻都指向同一個名字——“木匠”。熟悉涂作潮的人知道，這正是他在十幾年前上海潛伏時的代號。可真正的故事，遠不是幾頁紙能寫清的。

往前推到1937年冬。淞滬已成焦土，虹口一條不起眼的小路上，有家掛著“恒利無線電行”招牌的小店。掌柜蔣林根三十多歲，神情溫和，能和洋行茶房聊英語，也能和碼頭小販講上海閑話。誰也想不到，他其實叫涂作潮，是周恩來親點的“木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無線電骨干。那年臘月，他把僅結(jié)婚五年的妻子張小梅叫到閣樓，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要是我回不來，你就帶孩子去找毛澤東。”張小梅似懂非懂，仍記住了每個字。

這句囑托源于突如其來的變故。涂作潮的學生、也是生死搭檔的報務(wù)員李白被捕，整個網(wǎng)絡(luò)岌岌可危。為保全其余同志，組織命涂作潮即刻撤離上海，奔赴新四軍軍部。臨行前，他燒掉全部賬冊，只帶走一只手搖發(fā)電機和一張空白電臺設(shè)計圖。

1943年春，新四軍駐扎淮南。前線夜色漆黑，電話線經(jīng)常被敵特剪斷，偏偏要和延安保持日夜通報。涂作潮用那張自繪圖紙，帶著幾箱廢銅爛鐵，十天拼出一套可背負的短波電臺，重量不到六公斤。此后兩個師幾乎同時收報，指揮精確度大幅提高。誰若說技術(shù)無情，看見他守著焊槍熬到天亮的背影，大概會改口。臨近中秋，延安發(fā)來嘉獎電，毛主席在電尾親批：“木匠立大功?！?/p>

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電臺聲浪漸遠，身份卻成了包袱。進入五十年代初，許多地下工作者因保密需要沒有公開履歷，涂作潮就是其中之一。技術(shù)骨干可以低調(diào)，政治檔案卻不能含糊，于是各種猜測接踵而至。有人懷疑他曾在租界與洋人來往，有人翻出他曾用名蔣林根，還有人完全不認識他，只看見“空白一段”，便寫了“問題待核查”。

到了1959年，風向突變。處理意見下達那天，他從三機部辦公室出來，臉色很平靜，只在口袋里摸了摸那把生銹的小刮臉刀——當年周總理在西安用過的那把。老同事勸他寫申訴，他搖頭：“別給組織添麻煩。”

三年時間，說長不長。就在涂作潮以科員身份躲在實驗室弄零件時，西花廳的那次對話改變了局面。第二天，總理批示飛往幾處：一查1924年入黨記錄，二核對中央特科電臺花名冊，三詢問老紅軍無線電總隊。不到一周，事實浮出水面。周總理批紅字：“此人功績顯著，處理失當，立即糾正。”同年十一月，涂作潮黨籍恢復(fù)，行政級別按原職核定，調(diào)至四機部繼續(xù)負責科研。他拄著拐杖走進部里大院，門房老兵先是愣神，隨即立正敬禮。

六十年代初物資匱乏，他干脆把工資里大半拿去買元件，在家里折騰小功率發(fā)電機。鄰居說他“像孩子玩積木”，可實驗報告遞上去，幾項數(shù)據(jù)恰好解決邊遠地區(qū)短波供能的問題。有人問他累不累，他擺擺手：“比起當年在淮南挖舊彈殼，這算什么?！?/p>

1976年一月，北風嗚咽。周總理靈堂外排起長隊，涂作潮坐在輪椅里，被人緩緩?fù)频絻?nèi)廳。他舉起失去知覺的右臂，想敬禮，手卻抖得厲害。身邊工作人員輕聲提醒，他沒答，只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念了一句：“首長，我來報到?！边@句話說完，再無多言。

1984年年底，涂作潮病逝。骨灰盒很小，隨同放進去的僅有一只修補過無數(shù)次的刮臉刀、一枚退役電臺的調(diào)諧片和一頁褪色的電報稿。那頁紙上，中共中央西安地下組織的呼號清晰可見，落款是三個醒目的字：木 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