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的午后，西長安街上的風略帶涼意。功德林剛被特赦不久的杜聿明邁進飯廳，門口站著的曹秀清怔了一秒，旋即輕聲喚道：“老杜?！边@一聲隔了整整十四年。這對夫妻久別重逢的畫面，后來被周恩來總理說成“硝煙盡散后最難得的相聚”。然而，誰也沒料到，十八年后，他們要為一次遲到的追悼會輾轉求告。

回到一九四九年，被俘那天的杜聿明精神幾乎崩潰。為了不被認出，他刮掉胡須混穿解放軍棉衣，結果仍舊露了餡。槍口抵在太陽穴時，副官一把奪下了手槍。就這樣，他帶著求死的念頭進入功德林。治療肺結核、系統(tǒng)讀毛主席著作、寫思想匯報，這些看似流水賬的日子讓一個舊軍人重新組合了世界觀。用他自嘲的話說：“活下來，比戰(zhàn)場上沖鋒復雜得多?！?/p>

復雜的不止個人轉變，更有遠在臺灣的家屬。曹秀清隨蔣介石手諭去了臺北，原以為日子能穩(wěn)當，結果只拿到每月寥寥數百元補助。她要撫養(yǎng)五個孩子，還要照料年邁婆婆。一次深夜，曹秀清在簡陋的廚房里對蒸汽自言自語：“這才叫刀切豆腐兩面光?！钡诙?，她拎著小包去臺北煙酒公賣局領了一份收發(fā)差事，月薪不過兩千臺幣，卻已是救命稻草。

經濟拮據的后果迅速顯現。大兒子杜致仁在哈佛讀書，學費靠貸款與打工硬撐。五十年代末，他寫信回家要三千元救急，蔣介石的圈批只批了一千，還要分兩年給付。最終到手五百元。失望的杜致仁服藥身亡，年僅二十三歲。噩耗傳來，曹秀清靠在所謂的“衣冠?！鼻?，用盡力氣喊：“你這壺中日月，到底能撐多久？”沒人能回答。

轉折出現在一九五六年。周恩來通過楊振寧，將杜聿明平安的消息送到紐約。曹秀清這才明白丈夫尚在人世。隨后，楊振寧獲諾貝爾獎，蔣介石想拉攏這位物理學巨匠，對曹秀清態(tài)度驟變，放行她赴美探親，也為后來的“北京團聚”埋下伏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特赦大會上杜聿明站在人民大會堂講臺，聲音哽咽。他說：“我要做新人?！迸_下不少官兵直呼想不到這位黃埔驕子能走到這一步。特赦后，他被安排在政協(xié)任文史專員，日常工作嚴謹枯燥，可他樂此不疲，理由很簡單：“得用行動證明改造不是口號。”

然而，真正的心病并未痊愈——四個仍在臺灣的孩子始終是他和曹秀清的牽掛。七十年代，楊振寧攜妻回國，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調侃：“叫杜先生太生分，岳丈才對?！憋堊郎衔绦霭丫?，談最多的仍舊是兩岸隔絕。“盼統(tǒng)一”成了老杜的口頭禪。

進入八十年代，杜聿明身體日漸衰弱。北京301醫(yī)院病房里，他握著曹秀清的手喃喃：“若能見他們一面，再走也甘心。”曹秀清即刻拍電報給蔣經國，同時拜托鄭洞國四處聯(lián)絡。鄭洞國與杜聿明同為國府將領，又同在北京被改造，自然全力以赴。他甚至托人在臺北街頭散布話語：“老長官病危，希望子女速歸。”遺憾的是，蔣經國的回信只有一句：“時機未到?！?/p>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清晨，杜聿明停止呼吸。家屬沒有立刻布置追悼會，而是把遺體移至醫(yī)院冷藏，等消息。整整十八天，等來的仍是拒絕。曹秀清憤怒到失聲，鄭洞國也罕見拍桌：“這不是政治，這是天理！”公開譴責隨即見報，臺灣方面卻保持沉默。直到五月二十五日，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主持人蕭克將軍讀悼詞時，提到杜聿明二十余年“為統(tǒng)一奔走”，在場老兵低頭許久。

絞盡腦汁的團圓愿望終究落空。杜聿明下葬時，曹秀清把一方白手帕放進棺內，那是她在臺北擺攤縫補換來的碎布，象征家人聚攏。外界評價杜聿明的一生，大多聚焦他從戰(zhàn)將到戰(zhàn)犯、再到特赦的戲劇軌跡，卻少有人關注這方手帕背后的冷暖。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候機廳里，曹秀清終于見到那四個孩子。短暫相擁后，大兒子空缺的位置仍舊刺目。兩年后，她帶著對團圓的有限滿足離世，安葬在杜聿明墓旁。后來有學者評論：“兩位當事人的悲喜，在歷史坐標上不過細小注腳，卻能映照大時代的裂痕?！钡览碚侨绱恕獞?zhàn)爭的尾音久已消散，但一次追悼會延遲半月依舊牽動兩岸，這便是八十年代現實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