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沒有經(jīng)過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家?！?/p>

最近“南博仇英江南春”事件持續(xù)發(fā)酵，這次媒體將矛頭對準了南博的前院長徐湖平，面對官媒的質疑以及網(wǎng)友的窮追不舍，對此他對事件進行了回應。

他對媒體訴苦，自己血糖高、前列腺不好，退休快二十年了，什么都不管了，然而，對此網(wǎng)友并不買賬，很快媒體的發(fā)現(xiàn)徹底打臉了徐湖平。

事情的起點，看起來只是一次普通的藝術品拍賣預展，2025年5月，北京一家拍賣行的預展大廳里人來人往，藏家、掮客、媒體、投資人擠在一起，討論的無非是價格、行情和升值空間。

在眾多展品中，一幅標價8800萬元人民幣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格外顯眼，燈光打得很足，介紹牌寫得很滿，一切都在按照一件“市場明星”的標準流程運轉。

但就在這幅畫前，站著一位情緒完全不在這個商業(yè)語境里的人，龐叔令，她不是來競拍的，也不是來看行情的。

對她來說，這幅畫根本不應該出現(xiàn)在這里，因為在她的記憶和家族檔案里，這幅畫早在1959年，就已經(jīng)被她的父親龐增和，連同其他135件文物，一起無償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

那次捐贈，在當年是有明確記錄的，龐家不是普通收藏家庭，父輩龐萊臣是近代中國極有名的書畫收藏家。

新中國成立后，龐增和選擇把家族最重要的一批藏品交給國家，沒有談價格，也沒有附加條件。

這批文物后來被南京博物院正式接收，形成了完整清單，按照常識理解，這些東西此后應該長期保存在博物館庫房里，成為國有館藏。

可現(xiàn)在，這幅畫卻以“私人藏品”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站在拍賣行里，等待被再次交易，這種反差，對龐叔令來說不是震驚，而是寒意。

她很清楚，這不是一件“流落民間后被發(fā)現(xiàn)”的文物，而是一件有明確捐贈來源、有國家接收記錄的東西。

事情很快升級，拍賣行在輿論壓力下緊急撤拍《江南春》，但這并沒有平息疑問，相反，它讓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浮出水面，如果這幅畫能從博物院“消失”，那清單上的其他東西呢？

龐叔令隨即申請進入南京博物院，對當年父親捐贈的136件文物進行核查。結果很快出來了，問題遠不止一幅畫。

除了《江南春》，捐贈清單中還有北宋趙光輔《雙馬圖》、王紱《松風蕭寺圖軸》等共5件文物，下落不明，這意味著，并不是個別失誤，而是成體系的“脫庫”。

面對輿論質疑，南京博物院給出了官方解釋，院方的說法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這不是丟失，而是“按規(guī)定處理”。

他們表示，這幾件書畫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jīng)被鑒定為贗品，既然是假的，就不具備文物價值，因此在九十年代，根據(jù)當時的政策，被作為非文物“劃撥調劑”出庫。

如果只看文字表述，這套說法似乎是自洽的：鑒定為假，不屬文物，可以處理，但問題在于，這個邏輯經(jīng)不起任何現(xiàn)實對照。

第一，所謂“處理”，最終的結果是進入市場銷售，公開資料顯示，《江南春》在2001年4月16日，被以6800元的價格賣出。

6800元，不是象征性的費用，而是接近廢品價格，可20多年后，這件作品卻被拍賣行估價8800萬元，就算市場有炒作，就算價格有水分，這種跨度也不可能僅靠“運氣”解釋。

第二，被認定為“假貨”的不止這一件，《雙馬圖》同樣在“清理”之列，但它在2014年的拍賣市場上，已經(jīng)拍出了230萬元。

而畫上清晰可見的龐萊臣收藏印章，清楚地標明了它的來源，這至少說明兩點，第一這類作品在收藏界并非“毫無價值”，第二當年的“廢品定性”與市場認知存在巨大偏差。

如果這些東西真如博物院所說“一文不值”，那么接盤的人到底圖什么？如果它們有價值，那當年是誰、基于什么標準，把它們從國家館藏體系中剔除？

隨著問題不斷被追問，當年的關鍵人物被推到了臺前，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徐湖平，此時的徐湖平已經(jīng)82歲。

面對媒體采訪，他并沒有詳細解釋制度和流程，而是反復強調自己身體不好，列舉高血糖、前列腺等疾病，并表示自己早已退休，很多事情“什么都不管了”。

他還特別強調，自己不是書畫鑒定專家，試圖將責任限定在“歷史久遠”“專業(yè)不對口”，但這種回應，很快被證據(jù)擊穿。

媒體隨后曝光了一張1997年的撥交憑證，在這張決定文物流向的正式文件上，“院領導審批”一欄里，簽名正是“徐湖平”，這意味著，他并不是一個被動執(zhí)行者，而是關鍵審批人。

更關鍵的是，當年的徐湖平，身兼兩職，他不僅是南京博物院院長，同時還是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而這些被“清理”出博物院的書畫，正是由江蘇省文物總店接收并最終銷售的。

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危險的結構，同一個人，既決定哪些文物可以被認定為“無價值”并出庫，又控制著接收和出售這些文物的渠道。

從制度角度看，這是一種嚴重的權責不分，從現(xiàn)實效果看，它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完整閉環(huán)。

流程非常清晰，先在博物院內部完成“定性”，將文物從館藏體系中剝離，再以文物總店負責人的身份接收，最后進入市場低價出售。

每一個環(huán)節(jié)看似“有文件、有流程”，但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條合法外衣包裹下的灰色通道。

事實上，早在2012年，南京博物院內部就曾有人實名舉報徐湖平，涉及賬目混亂、文物管理不清等問題。

但當時并未形成實質性處理，現(xiàn)在回看，這些舉報并非空穴來風，而是被時間掩蓋的線索。

再回到“真假鑒定”這個核心問題，本書同樣問題重重，1961年的第一次鑒定，規(guī)格很高，參與者包括張珩、謝稚柳等重量級人物。

即便當時認為《江南春》不是仇英真跡，也明確指出其仿制水準極高，并肯定龐家是按真跡收藏。這本書已經(jīng)說明，它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收藏價值。

但1964年的第二次鑒定，卻明顯降級，參與人員的專業(yè)背景大打折扣，其中甚至有人被指只是文物征集員，并非真正的書畫鑒定專家，在這種情況下給出的“否定性結論”，直接為后續(xù)的價值貶損提供了依據(jù)。

正如馬未都所說，能騙過龐萊臣這種級別收藏家的仿品，本身就是研究對象，哪怕它不是原作，在文博體系中也絕不應被當作普通商品處理，更不可能以幾千元價格流入市場。

還有一個至今未解的關鍵問題，是2001年那次交易的買家身份，銷售記錄中，買家姓名一欄只寫了“顧客”兩個字。

在正常情況下，文物交易必須實名登記，這是行業(yè)底線，一個國營文物總店，為什么會允許這樣模糊的記錄存在？這個“顧客”是誰？是否與相關管理人員存在利益關聯(lián)？如果不查清這一點，整個事件的邏輯鏈條就始終缺一環(huán)。

從法律層面講，博物院方面的律師強調，捐贈完成后，文物所有權即歸國家，法律并未規(guī)定返還義務。

這在形式上或許成立，但它無法回應更根本的問題，捐贈人的意愿是否被尊重，受贈方是否履行了最基本的管理責任。

公益捐贈制度的前提，是信任，如果無償捐出的文物，可以在不告知家屬的情況下被重新定性、被低價處理、被流入市場，那么這種制度本身就會失去社會基礎。

目前，江蘇省文旅廳已經(jīng)成立工作專班介入調查，龐叔令也啟動了強制執(zhí)行程序，公眾關注的不只是這5件文物的去向，而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當年那套“合法流程”，究竟掩蓋了多少不合法的結果。

如果這起事件最終無法給出清晰、可驗證的答案，那么受到傷害的，不只是一個捐贈家庭，而是整個公共文化體系的公信力，真相不應該被一句“我早就不管了”輕易帶過，也不該隨著時間被悄悄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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