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腳下，中山陵8號，一棟原本清靜的西式小樓，自打1979年住進來一位新主人后，就再沒安生過。

這地兒以前是孫科的宅子，講究的是曲徑通通幽，花草配洋房。

可新主人一來，工兵鏟代替了小花鋤，震天的號子聲取代了鳥語花香。

沒過幾個月，院子里的名貴花木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冒著泥腥味的大魚塘和一個哼哼唧唧的豬圈。

誰這么干的？

許世友。

組織上給他安排的北京四合院他不住，嫌風硬，自己挑了南京這塊寶地，結果轉手就把人家的花園洋房，改造成了一個能打仗、能生產的“根據地”。

這根本就不是退休，這是換了個地方繼續(xù)當司令。

每天天不亮，清晨五點二十，哨子一響，院子里所有工作人員，從秘書到司機，都得跟當兵的一樣，出來集合站隊。

許世友背著手，跟檢閱部隊似的，挨個分配任務：“你，負責菜地澆水，那塊地不能旱了。

你，去看看豬圈，食料要按時。

魚塘那邊，今天得撒網了?！?/p>

他手里捏著個秒表，干活都得卡著點，誰慢了半拍，他就把頭上的草帽往地上一摔，嗓門能把屋頂的瓦片震下來：“打仗的時候能磨蹭嗎？

種地跟打仗一個理！”

身邊的人都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可誰也不敢真懈怠。

這棟小樓，硬生生被他改造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戰(zhàn)斗堡壘，在他眼里，土地里長出來的糧食，比銀行里的存款踏實多了。

他這個人的脾氣，就像他自己種的那個苦瓜，直來直去，不帶拐彎的。

生活上更是簡單到讓人覺得不像個大將軍。

早上一碗稀飯幾根咸菜，中午桌上常年擺著一盤青椒炒苦瓜，晚上隨便來點肉絲拌個生菜就打發(fā)了。

他嘴饞，尤其愛吃肉，想吃炸豬排了，就自己進廚房，袖子一卷，用不知道什么配方的雜糧粉裹上肉片，往油鍋里一扔，炸得兩面金黃。

天一冷，他就念叨著要整點狗肉羊肉暖暖身子。

炊事員怕油煙大了，把別墅給熏黑了，他哪管這個。

自個兒找來一個廢舊的大油桶，叮叮當當敲了半天，愣是給改成了一個燒木炭的爐子。

他就那么蹲在走廊底下，守著火，燉上一大鍋肉，火苗子“噼里啪啦”地響，肉香飄得滿院都是。

這股子煙火氣，就是他晚年生活里最實在的慰藉。

1982年，他大兒子許光從北海艦隊回來探親，爺倆在廚房里搗鼓。

許光看著他爹用油桶燉肉的熟練勁兒，樂了：“我在部隊當了三十年炊事員，頭回見首長拿這玩意兒當鍋使?！?/p>

許世友眼皮都沒抬一下，從鼻子里哼出一聲：“鐵鍋好，油桶也好，能把肉燉爛的就是好鍋?！?/p>

這就是他的道理，簡單粗暴，但管用。

兒子要走的時候，他讓人從地窖里扛出一麻袋地瓜，非要兒子帶上。

許光哭笑不得，說老家這玩意兒多得是，都拿去喂豬了。

許世友聽了，臉上也沒啥表情，擺了擺手：“那行，我腌的酸菜你帶走，路上泡水喝。”

他的感情，全在這些不起眼的吃食里頭了。

這個在戰(zhàn)場上殺伐決斷的硬漢，耳朵已經不太好使了，可只要孫女們一回來，她們那小碎步跑上樓的聲音，他隔著兩層樓板都能聽見。

一到節(jié)假日，這棟安靜的小樓就跟活過來了一樣。

他的規(guī)矩大，孫女們一進門，必須先站得筆直，扯著嗓子喊“爺爺好！”

等這個“儀式”一結束，他立馬就從司令員變回了爺爺，拉開他那個寶貝抽屜，往外掏吃的，不是麻花就是油條。

孩子們嫌硬，笑著躲開，他也不生氣，樂呵呵地再把東西收回去，嘴里嘀咕著：“下次，下次給你們換軟和的。”

為了讓孫女吃上一口新鮮甘蔗，他能動用司令的權力。

有一回，小孫女吵著要吃甘蔗，可院子里種的還沒熟。

他一看孩子急得直跺腳，二話不說，叫上司機開車就走，親自帶著人在南京城里轉悠。

足足兩個鐘頭，才在城南中華門外頭找到賣甘蔗的。

他像繳獲了一挺機槍一樣，把那捆甘蔗往肩膀上一扛，臉上那個得意的神情，跟打了勝仗似的。

警衛(wèi)員問他多少錢，他手一揮：“光顧著高興，忘了問了！”

看著孫女“咔嚓咔嚓”啃得開心，他臉上的褶子都笑開了。

后來，城里興起一種叫“巧克力”的洋玩意兒，他口音重，總念成“巧力克”，把孫女們逗得哈哈大笑。

他為了討孩子們歡心，也為了“扳回一局”，直接掏錢讓勤務員去新街口，一口氣買回來十盒，寶貝似的鎖進抽屜里。

警衛(wèi)員開玩笑說：“首長，這回可真大方。”

他眼睛一瞪：“老子的命是子彈堆里撿回來的，還差這點糖錢？”

到了他生命最后幾年，孫女們迷上了打電子游戲。

這位連手柄上哪個是A鍵哪個是B鍵都分不清的老人，立馬讓秘書去買回來一臺當時最時髦的“小霸王”游戲機。

他自己不玩，就搬個凳子坐在旁邊，看著屏幕上那些一蹦一跳的小人，聽著孫女們嘰嘰喳喳的笑聲，他也跟著咧嘴樂，腦袋還一晃一晃的，好像自己也玩懂了一樣。

白天是農夫，到了晚上，他又變成了另一個人。

早在1973年，毛主席就跟他說過，“你以后搞點文學吧?！?/p>

這句話，他記了十幾年。

在中山陵8號這個“稻香村”里，他終于開始了他人生最后一場“戰(zhàn)斗”。

夜深人靜，他戴上老花鏡，就著燈光，一個字一個字地啃《紅樓夢》，看到興頭上，會忍不住拍一下大腿：“這書里的人說話繞來繞去的，真麻煩，不過寫得是真細致！”

他就這樣，白天一身汗味，晚上滿屋墨香，開始寫自己的回憶錄。

他筆下有黃麻起義的炮火，有塔山阻擊戰(zhàn)的硝煙，也有一不留神就溜進菜地里偷吃的大白鵝。

那些驚天動地的戰(zhàn)爭場面，和院子里的雞毛蒜皮，就這么被他揉在了一起。

1984年，回憶錄第一卷寫完了，他心里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他特意找來一個自己種的老葫蘆，掏干凈了，做成一個酒壺，灌滿自己釀的米酒，拉著警衛(wèi)員小王對飲。

他舉起葫蘆，眼睛里有光：“這書寫完了，我這心里頭，也算亮堂了。”

這不光是一本書，這是他對自己一輩子打打殺殺的一個交代。

1985年10月，許世友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彌留之際，他唯一的請求，是死后要回到大別山，葬在母親的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