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南京。

審訊室外陽光很亮，空氣卻沉悶得厲害。

劉秉均站在門口，帽檐壓得低低的，身上還穿著那套已經褪色的舊軍裝。

他剛剛接到通知，可以離開戰(zhàn)俘營，臨走前，他只提了一個請求：“讓我進去看看王旅長一眼。”

看守猶豫了一下，點了頭。

屋里，王耀武正在看一張舊報紙。

他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到劉秉均的一瞬間，皺紋深了幾分。

他沒說“你怎么來了”，只從身邊的破皮包里摸出一疊折得整整齊齊的錢，遞過去：“路不好走，拿著點，回家去吧。”

那是30塊錢。

那時候，30塊錢已經不算少了。

可是王耀武自己呢？他一個剛剛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誰都不知道他接下來會被怎么處理。

他不問自己的命運，只惦記著兄弟的路費。

這事兒，后來在很多老兵的回憶里都提到過。

不是因為錢多，而是因為那種“還在替別人打算”的心思，實在 rare。

說起來，王耀武這個人，當年在軍中并不算最搶眼的。

既沒像張靈甫那樣打得猛，也不像杜聿明那樣有一堆顯赫履歷。

他原本出身就不高——早年在濟南一家餅干廠當學徒，干的是車間里最累的活。

那會兒的他，誰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成為黃埔系的中堅。

可就是這么一個人，靠著一步步磨出來的耐性和心眼兒，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里，硬是把一支部隊帶成了“國軍里最不一樣的一支”。

74軍 那會兒在整個國民黨系統(tǒng)里都算個“異類”。

別的部隊編制空虛、吃空餉、兵員流失嚴重，可74軍基本是滿員。

為什么？因為王耀武給每個團長批了20個“長夫缺”——也就是額外的編制名額。

營長10個，連長5個，排長1個。

說白了，就是用這些“多出來”的名額去“補空”。

聽起來像是打擦邊球，但那時候的軍隊，如果沒有這些“操作”，根本帶不動兵。

別人是拿這套搞貪污，他是拿來保戰(zhàn)斗力。

戰(zhàn)斗力之外，他還做了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

比如，老兵退役后沒地方去，他就把人安排到自己在江西辦的工廠里。

那些傷殘的、年邁的，能干活的就給活干，不能干的就劃塊地種點糧。

說白了，就是給了他們條活路。

更有意思的是，他還辦過官兵子弟學校，全免費的。

這可不是裝樣子。

他自己家里那幾個孩子，也照樣跟士兵孩子一起念書。

村里人都說：“王將軍不像個大官，倒像個村長。”

有一次，戴笠的母親生病，王耀武路過戴家鄉(xiāng)下，特意派人送禮去看望老人。

不是為了巴結，而是覺得“人家母親年紀大了，自己又是朋友，總得問個好”。

后來戴笠在軍統(tǒng)權勢正盛時，確實也沒少照顧他。

但他不是對誰都那么“講人情”。

有一次，他親弟弟想在部隊里謀個好差事，結果因為作戰(zhàn)不積極，一直被晾著。

還是弟媳親自上門求情，他才給了個“打秋風”的閑職。

不是他冷血，而是這事兒上他從不含糊。

“你不想干，我放你走，給你路費；你要干，就得好好干。”這是他在部隊里常說的一句話。

張靈甫當年是他下屬，一個作風強硬的猛將。

但王耀武早就看出來，這人打仗可以，但做人太鋒芒畢露。

后來在孟良崮遇難，有人說他是“被自己性子害了”。

而王耀武呢？從黃埔畢業(yè)到抗戰(zhàn)結束，一直在戰(zhàn)場上兜轉，卻很少樹敵。

上級賞識，下屬尊敬，同行也佩服。

他送禮，從來不送金條銀票，而是選派克鋼筆、瑞士手表這種“精致又下得了臺”的物件。

送的方式也特別：先借，過幾天再“還”——換成他準備好的新筆。

對方要是收下了，他就笑笑；要是不收，也拿出一個寫著“王耀武敬贈”的小紙條。

你說這人會不會做人？

可他再會做人，到了最后，還是沒逃過命運的安排。

1948年濟南失守，他被俘。

臨走前，他安排了七個部下，每人帶一隊人馬，分七個方向突圍。

他自己呢？穿著普通士兵的衣服，從一條小路悄悄離開。

但誰也沒出賣他。

那七個人，一個都沒說出真相。

“他對我們好，我們不能害他。”這是其中一個當年說的話。

被俘后，他沒哭沒鬧，也沒求情。

只是安安靜靜地接受了現(xiàn)實。

后來在戰(zhàn)俘營里，很多士兵愿意給他送飯、洗衣服，不是因為他地位高，而是因為“王旅長從來沒虧待過咱”。

晚年出獄后，他過得清淡。

沒什么財產，也沒什么“老部下來投奔”。

但只要有人找他，他總是笑著接待，話不多，也不抱怨。

他說：“那時候，能做的我都做了。”

直到去世前，他都住在一間不大的小屋里。

墻上掛著一張老照片，是他當年在江西種地時和幾個老兵的合影。

照片后面，有一行字：

“還是那時候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