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臘月二十三，中央電視臺一號演播大廳里燈光熾白。彩排剛開始，那位穿灰色棉襖的老太太忽然捂了胸口，身邊導演低聲問：“趙老師，要不要休息？”她搖頭，慢慢坐在道具箱上，目光飄向空中，像是被拉回了三十多年前的北京人民大會堂。誰也不知道，此刻的她正回想起那場因為“沒文化”而放棄的接見。

時間撥回1963年3月初，人民大會堂東門口紅地毯鋪得筆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機位早早定好，一切只等毛主席與幾位文藝工作者見面。名單上寫著“新鳳霞、趙麗蓉”等人，可臨到出發(fā)，趙麗蓉卻把通知單壓在小木箱底，她說什么也不去。搭檔新鳳霞急得直跺腳：“老趙，這可是天大的榮譽！”趙麗蓉低聲回道：“鳳霞，你能代表咱行，我離開舞臺嘴笨，萬一說岔了，豈不是惹事？”不到二十個字的對話，卻把她骨子里的自卑寫得清清楚楚。

當晚的接見依舊隆重。主席握著新鳳霞的手，忽然笑問：“你身邊的三仙姑沒來？”新鳳霞把趙麗蓉的原話復述過去，主席聽完先點頭，接著說了三聲“好”，聲音不大，卻讓在場人全記了一輩子。有人后來回憶，那三個“好”一是夸戲好，二是夸人謙虛，三是鼓勵進步。

趙麗蓉為何如此介意“沒文化”？得從她的童年說起。1928年，她出生在天津衛(wèi)的窮人家，是家里第八個孩子，乳名“老愛”。第二年大旱，她隨父母逃荒到沈陽，父親給戲班演員梳頭，她在后臺亂轉。四歲，被評劇名伶芙蓉花抱上臺跑龍?zhí)祝话藲q，已能登臺唱兩句《花為媒》；十二歲拜鼓師馬金貴學藝；十五歲單挑整折子戲。扎嗓子，頂水盆，踏冰面，她一關沒落下，可識字卻始終沒補齊。苦、累、冷，她都不怕，就怕提筆寫錯字。

1949年，新中國成立，她跟著劇團輾轉來到北京。1952年進入軍委實驗評劇團；同年，第一次與新鳳霞配戲，一個青衣、一個彩旦，臺下觀眾笑聲一片。年紀輕輕的她并不順風順水。1953年在新鳳霞撮合下嫁給大學生盛強，六年后丈夫病逝，只剩下她、兩個年幼的兒子和年邁的老母親擠在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白天排戲，晚上挑燈縫衣，生計艱難卻從未誤過一個場次。

進入六十年代，評劇開始走向銀幕。《花為媒》《小二黑結婚》陸續(xù)上映，趙麗蓉那張質(zhì)樸卻機靈的笑臉被送進千家萬戶。她本有機會借主席接見一飛沖天，卻選擇隱身幕后。有意思的是，拒絕沒有換來冷遇，反而讓人對她更添敬意。此后數(shù)年，她依舊在劇場里踏踏實實演出，只偶爾聽新鳳霞提起那天的“三聲好”，像是一把無形的勉勵，鞭策著她琢磨唱腔、打磨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