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組二戰(zhàn)前后的影像，撕開了歷史最真實的褶皺，有法西斯的獸行、侵略的獠牙，也有士兵以荒誕對抗殘酷的勇氣、戰(zhàn)俘寧死不屈的忠烈，更有國家直面罪責的懺悔。每一張照片都是無聲的證言：記錄暴行以警示未來，留存堅守以凝聚力量，銘刻懺悔以守護和平。

1937年，河北保定周邊，日軍軍官佐藤正一正在虐殺黃鼠狼取樂，這只是他（及日軍）視殺戮為常態(tài)的縮影，其過往參與了焚燒村舍、集體射殺平民、以 “競賽” 形式虐殺民眾等惡行，而日軍內部的軍國主義洗腦，讓他將殘暴當作 “優(yōu)越感” 的來源。

1941年12月，日本海軍零式戰(zhàn)斗機飛行員參與珍珠港偷襲前的準備場景，而這一行動本身，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不宣而戰(zhàn)的侵略行徑。

卡車車廂上的日軍飛行員，頭戴飛行裝備、擺出所謂“效忠”姿態(tài)，他們即將駕駛戰(zhàn)機執(zhí)行的，是對珍珠港的偷襲任務，這是日本法西斯為爭奪霸權、擴大侵略而策劃的不宣而戰(zhàn)的戰(zhàn)爭暴行，是對和平的公然踐踏。

1940年，圣誕夜的英國肯特郡海岸，一群涂著口紅、裹著蕾絲長裙的士兵，卻端起高射炮對準了空襲的德軍戰(zhàn)機。

二戰(zhàn)中英美部隊流行的“變裝秀”，從不是“奇怪愛好”，當時前線/偏遠基地幾乎沒有女性，純男性的軍營里，戲劇、歌舞表演的女性角色只能由士兵反串；加上長期待命的枯燥、死亡威脅的壓抑，夸張的長裙、滑稽的假發(fā)、涂歪的口紅，成了最直接的“解壓劑”。

這場“穿裙作戰(zhàn)”被隨軍攝影師約翰·托帕姆拍了下來，但照片沒立刻公開，當時戈培爾的宣傳機器正盯著盟軍的“漏洞”，若這些“涂口紅的士兵”照片流出，大概率會被歪曲成“英軍軍紀渙散、不務正業(yè)”，打擊剛熬過不列顛空戰(zhàn)的本土士氣。

直到1941年2月，部分“脫敏”的照片才登上《戰(zhàn)爭畫報》；1980年代，完整照片被做成明信片流通，加上老兵的口述，這個荒誕的戰(zhàn)場瞬間才真正走進公眾視野。

照片中是1941年7月的雅科夫，他神情憔悴黯淡，松垮的外套裹著單薄的身形，顯露出被俘后的磋磨與疲憊；他身側的德軍軍官神態(tài)倨傲，甚至難掩得意。此時德軍剛確認他是斯大林的長子，正將這一“戰(zhàn)利品”視作瓦解蘇聯士氣的籌碼。

雅科夫在斯摩棱斯克戰(zhàn)役中隨蘇軍第14坦克師被俘，德軍得知其身份后如獲至寶，隨即啟動心理戰(zhàn)，偽造他“投降”的傳單、逼其發(fā)表反蘇言論，但雅科夫始終堅守立場，拒絕任何背叛祖國的行為。

1943年2月，德軍元帥保盧斯在斯大林格勒被俘，希特勒提出用雅科夫交換保盧斯，卻被斯大林以“不會用一名元帥交換一名士兵”的態(tài)度堅決拒絕。失去利用價值的雅科夫被轉至薩克森豪森集中營，1943年4月，他因與獄中英軍軍官爭執(zhí)、又遭看守拒絕調換監(jiān)室，情緒崩潰下沖向集中營鐵絲網，隨即被德軍看守射殺，年僅36歲。

1970年12月7日的華沙浸著濕冷的寒意，濕滑的紀念碑臺階上，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身著深色大衣，突然雙膝跪地，身體微微前傾，沉默地垂首于華沙猶太區(qū)英雄紀念碑前。碑旁堆疊著白花花的花圈，花瓣沾著細霜般的濕意，像未散的哀戚。

周圍的人群凝固在這一瞬，舉著相機的記者忘了按下快門，裹著厚外套的波蘭民眾靜立注視，持槍的士兵也斂了原本的肅厲。沒有口號，沒有儀式性的致辭，只有布蘭特跪在冰冷地面的身影，替曾犯下暴行的祖國，向二戰(zhàn)中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低頭默哀。

這場未被事先安排的“下跪”，后來被稱為“華沙之跪”，鏡頭定格的不僅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姿態(tài)，更是一個國家直面歷史罪責的震撼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