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11 月 27 日 1 4 歲的朱健國在天安門留影

只聽得兩種“毛主席語錄”在針鋒相對

10 月下旬，我們學校的幾十個紅衛(wèi)兵從北京回來了，他們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的幸運者，向全校作報告，流著熱淚和鼻涕講述他們受到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親切接見的幸福情景，這下可將我深深觸動了。我想，這一生什么榮譽都可不要，但被毛主席接見一次的幸福，一定要得到！而此時，“革命正以一日千里的排山倒海之勢”迅猛發(fā)展，先是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校黨支部書記劉博文靠邊站了，接著校長周子良受批判，再接下來班主任李靈學因是地主出身被清理，最后竟傳來劉博文書記自殺——“自絕于黨和人民，自絕于紅衛(wèi)兵”的消息……時勢造英雄，喜歡我的語文老師傅立綱代理班主任，成為學生們擁戴的中心。到 10 月底紅衛(wèi)兵大串連已在全國如火如茶展開，幾個北航的大學生紅衛(wèi)兵來到我們學校串連點火，告訴我們可以“踢開黨委鬧革命”，我便在傅老師的幫助下，從校文革領(lǐng)導小組開出了一張“紅衛(wèi)兵進京證明”，10 月 31 日晚一個人偷偷從縣城新堤鎮(zhèn)乘輪船到武漢，在武昌南站破窗翻入一列火車，只身前往北京。我為什么一個人走？怕同學們知道后，說出我的家庭問題，反而走不成。

那時我剛過 14 歲，身高只有 1 米 39 公分，體重 38 公斤，又瘦又矮。父親不讓我去，媽媽更是有許多擔心。但是他們都在我抬出“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要接見我們紅衛(wèi)兵”的政治旗號下，誠惶誠恐地默許了。母親只是喃喃地說：你又不是學校批準的紅衛(wèi)兵，怎么能進北京？政 治上不可靠的人是不能進首都的……

記得到武昌南站時是 1966 年 11 月 1 日下午四點左右，在“熱烈歡迎紅衛(wèi)兵革命小將免費乘火車進行革命大串連”的巨幅橫標下， 人山人海的紅衛(wèi)兵將武昌南站圍了個水泄不通，許多人已等了三四天，也沒能進站上車。我因為幾個姨媽、舅舅在武漢，常常到漢口三鎮(zhèn)度寒暑假，有經(jīng)驗有膽量，當機立斷，從一個郵政車通道潛入站臺，來到一輛將開往北京的“替毛主席接紅衛(wèi)兵的專列”列車旁邊。但此時才知，即使到了站臺，也沒有辦法上車——“替毛主席接紅衛(wèi)兵的專列”從頭到尾都擠滿了成堆的紅衛(wèi)兵，堵在各車廂門口大叫大吼。無論下邊的紅衛(wèi)兵怎么高呼毛主席語錄逞威施軟，車上的紅衛(wèi)兵就是不開門，照樣用雷霆萬鈞的“最高指示”堅決拒絕。只聽得兩種“毛主席語錄”在針鋒相對：下邊的說：“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你們要關(guān)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儉讓……”上邊的回答：“最高指示：‘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我前后觀察了幾處情景，明白在這樣非常局面下，想正常上車，絕無可能。我找到幾個比我高一點的紅衛(wèi)兵，對他們建議說，只有采取革命行動：用磚頭砸開玻璃窗，才有可能上。這意見得到贊同，于是立即動手，一個高個子在眾人抬舉中砸一扇窗戶，結(jié)果上面的人怕被玻璃砸傷，主動搖下玻璃窗，想再勸我們不要上。但我已被首先抬到窗口，不顧一切伸進頭，爬進去就聽見車上的人說，進不得了，再進就要擠死！但我仍拼命地爬了進去，果然是站在人身上了，一步都動不得。只好與車上的人一起勸下面的人：上不得了真上不得了！有一個紅衛(wèi)兵甚至說：你們不要上了，我下來后你們再上！我向毛主席保證：要憋死了！話沒說完，列車緩緩開動……我長吐一口氣，慶幸自己終于上車，心里高呼：毛主席啊毛主席，朱建國終于可以到北京接受您的檢閱了！……

雜文家朱健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