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度半年、晝夜鏖戰(zhàn)的庭審，將千億糧油巨頭金龍魚卷入輿論漩渦中心。其下屬子公司因陳年詐騙案一審被判詐騙罪從犯，需與主犯共同承擔18.81億元退賠責任，這一涉及超52億元總損失的案件，不僅牽扯三方企業(yè)數年糾葛，更在司法審理中掀起多輪激烈攻防。面對一審判決，金龍魚子公司當庭上訴，董事長郭孔豐公開表態(tài)自證清白，案件二審爭議焦點已逐漸清晰，這場商業(yè)與司法的碰撞仍未落幕。

案件的源頭要回溯至十余年前的棕櫚油貿易往來，三方主體的合作模式埋下矛盾隱患。涉事三方分別為金龍魚旗下益海（廣州）糧油工業(yè)有限公司、云南惠嘉進出口有限公司及安徽華文國際經貿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安徽華文與云南惠嘉開展融資性貿易，由安徽華文代理云南惠嘉進口棕櫚油，廣州益海則以第三方身份承擔貨物中轉倉儲職能。彼時棕櫚油作為大宗商品，融資商委托第三方倉儲是行業(yè)常規(guī)操作，云南惠嘉曾是國內棕櫚油進口領域的頭部企業(yè)，2014年進口量達100萬噸，占全國進口份額兩成，后續(xù)因內外部經營問題陷入資金困境，為后續(xù)詐騙行為埋下伏筆。

據案件相關指控，2008至2014年間，云南惠嘉負責人張利華通過行賄安徽華文時任管理層，將雙方原本“先款后貨”的交易模式變更為“先貨后款”，隨后違背約定超額獲取貨權，同時偽造《對賬函》等材料，掩蓋儲存在廣州益海等倉儲單位的棕櫚油已被私自銷售的事實。公訴機關指出，廣州益海工作人員喻平、柳德剛收受張利華等人賄賂，為其掩蓋事實提供協(xié)助，但廣州益海自案件披露之初便強調，對安徽華文與云南惠嘉的交易結算細節(jié)毫不知情，始終按合同約定辦理貨物出庫及貨權轉讓手續(xù)，案件核心爭議就此聚焦：廣州益海是否知曉造假行為、是否構成詐騙協(xié)助，成為司法審理的關鍵突破口。

這場被業(yè)內稱為“庭審馬拉松”的案件，兩次庭審均呈現高強度博弈態(tài)勢，單次審理時長屢次拉滿。2024年2月下旬至3月初，案件首次庭審啟動，公訴機關完成公訴書宣讀、舉證流程，被告方開展質證并提交證據，雙方后續(xù)完成法庭辯論，庭審流程逐步推進；同年7月3日至4日的第二次庭審更為激烈，聚焦審計報告鑒定人出庭詢問及專家證人質證，每經記者全程旁聽發(fā)現，僅圍繞審計報告這一核心證據，庭審便從白天持續(xù)至深夜11點32分，控辯雙方論點交鋒密集，書記員需反復記錄關鍵爭議要點。

審計報告的合規(guī)性、審計人員資質及棕櫚油價格計算口徑，成為7月3日庭審的核心攻防點，而審計報告正是認定廣州益海是否低價采購涉案棕櫚油的重要依據。廣州益海辯護律師直指審計報告數據存在漏洞，銷售數量、采購單價等關鍵信息在不同報告中差異明顯，且審計機構以期貨價格評估現貨損失不符合行業(yè)邏輯，無法作為定案依據；更關鍵的是，簽字注冊會計師未全面審核報告內容，部分出庭人員不具備注冊會計師資質，難以保障審計專業(yè)性與客觀性。安徽華文律師則反駁稱，以大商所期貨結算價作為現貨參考合理，能反映市場趨勢，審計報告獨立性與專業(yè)性達標，簽字注冊會計師對報告整體負責，無需參與每項具體工作，部分非注冊會計師出庭人員作為項目核心成員，熟知審計流程，且數據差異源于統(tǒng)計口徑、報告期不同，不影響整體結論。圍繞審計人員資格的辯論持續(xù)至當日下午，最終庭審延續(xù)至深夜才落幕。

7月4日的專家證人質證環(huán)節(jié)，爭議進一步升級，雙方律師因盤問方式產生激烈沖突，廣州益海辯護律師甚至因情緒激動被法官警告。當日廣州益海提請兩名棕櫚油期貨現貨價格體系、國際貿易貨權轉讓等領域的專家出庭，安徽華文律師聚焦貨權轉讓邏輯，認為貨物運輸途中所有權歸屬原企業(yè)，無所有權方不得私下交易，且倉單出具需基于真實所有權轉移，安徽華文未見到提單卻發(fā)生貨權轉讓，偽造通知書嫌疑指向云南惠嘉與廣州益海，同時拿出柳德剛的供述證據，認為其因云南惠嘉低價銷售而采購，主觀上存在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意圖。廣州益海辯護律師則反駁，柳德剛每筆貨物采購均電話確認安徽華文時任業(yè)務經理，且定期發(fā)送庫存確認，主動告知真實庫存與詐騙主觀故意相悖，無法認定其協(xié)助詐騙，同時提出云南惠嘉售價是否低于市場價需專業(yè)鑒定，不能隨意推定犯罪故意。

今年11月19日，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出爐，廣州益海因構成合同詐騙罪被認定為從犯，原總經理柳德剛涉合同詐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廣州益海被判處罰金100萬元，需與云南惠嘉共同向安徽華文退賠18.81億元經濟損失。面對該判決，廣州益海當庭提出上訴，明確表達不服態(tài)度，金龍魚方面多次強調，廣州益海未參與、不知曉詐騙行為，更未實施協(xié)助動作，也未從中獲取任何單位利益。11月21日金龍魚召開投資者說明會，廣州益海董事長房彥江補充上訴理由，稱安徽華文損失源于其與云南惠嘉內外勾結，廣州益海屬于被蒙蔽一方，且通過郵寄庫存確認單、催款函等多種方式告知安徽華文貨物庫存情況，對方應有渠道知曉真實信息，一審判決的賠償依據及共犯認定均無法律與事實支撐。

目前案件進入二審階段，安徽華文方面表示不針對一審判決發(fā)表意見，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暫未回應相關問詢。上海新古律師事務所王懷濤律師分析，二審大概率圍繞四大爭議焦點展開：一是廣州益海是否明知詐騙事實、具備犯罪主觀故意；二是喻平、柳德剛的行為屬于個人行為還是單位意志；三是安徽華文的損失源于內部與交易方串通，還是廣州益海的實質性協(xié)助；四是案件性質屬于融資性貿易爆雷的民事糾紛，還是刑事詐騙犯罪。隨著上訴推進，這場牽扯千億巨頭、超18億元退賠責任的案件，后續(xù)走向仍需等待司法進一步審理，而案件背后大宗商品貿易中的倉儲監(jiān)管、貨權認定等行業(yè)問題，也引發(fā)市場廣泛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