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駕駛撞死人，為什么黃某不涉嫌交通肇事罪，而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今天“醉駕追尾致 3 死案” 開庭，檢察機關的指控罪名引發(fā)廣泛關注。同樣是酒后駕車致人死亡，為何檢察機關沒有選擇更常見的交通肇事罪，而是以性質(zhì)更嚴重的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起訴？要弄明白這一問題，需要從法律對兩罪的界定、黃某的具體行為細節(jié)展開分析。

一、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區(qū)別

很多人誤以為“開車撞死人” 都按交通肇事罪處理，其實兩者的法律性質(zhì)、量刑標準天差地別，核心區(qū)別在于主觀心態(tài)和行為危險性，這也是認定黃某罪名的關鍵。

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簡單說就是司機不想出事，但因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導致事故，主觀上對危害結果是“反對” 的。

量刑一般在3 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使有逃逸等情節(jié)，最高也多在 7 年左右。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這里的“故意” 不是指司機想撞死人，而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危害公共安全，卻依然放任這種結果發(fā)生，主觀上對危害結果是 “放任” 的。

該罪屬于重罪，量刑起點就是3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最高可判處死刑。

如果說交通肇事罪是“不小心闖了禍”，那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 “明知會闖禍，還來”，兩者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完全不在一個層級。

二、黃某為何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結合案件細節(jié)，黃某的多個行為特征，已經(jīng)超出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疇，完全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

首先，酒精含量極高，遠超醉駕標準，主觀惡性明顯。

根據(jù)檢測，黃某血液酒精含量達203 毫克 / 100 毫升，而我國醉駕標準是 80 毫克 / 100 毫升，她的酒精含量是標準的 2.5 倍。如此高的酒精濃度，會嚴重影響判斷力、反應力和對車輛的控制能力，黃某作為成年人，完全能意識到 “喝這么多酒開車會出事”，卻依然索要車鑰匙獨自駕車，屬于 “明知行為有危險，仍放任危險發(fā)生”。

其次，行駛速度極快，在省道上“瘋狂飆車”，嚴重危害公共安全。

事發(fā)路段是雙向四車道的省道，連通鄉(xiāng)鎮(zhèn)與周邊地區(qū)，車流量大，還途經(jīng)廣場、兩所中學和居民房屋，屬于人員密集的公共區(qū)域。但黃某在此路段的行駛速度高達174 公里 / 小時 —— 要知道，我國省道的限速大多在 60-80 公里 / 小時，她的速度是限速的 2 倍多，這種 “飆車” 行為本身就對路上的行人和車輛構成了極大威脅，不是 “不小心”，而是主動制造危險。

最后，行為連貫性證明其“放任危險”，而非 “過失”。

黃某離開餐館時步態(tài)穩(wěn)健，駕車時遇到紅燈會停2 秒，看到小狗還會等其通過后再加速。這一細節(jié)恰恰說明，她當時有基本的判斷能力，知道 “紅燈要停”“要避開障礙物”，卻在避開小狗后選擇 “逐漸加速”，最終以 174 公里 / 小時的速度追尾電動車。這證明她不是 “失去意識的失控”，而是在有判斷能力的情況下，依然選擇高速行駛，對 “高速可能撞人” 的結果持放任態(tài)度 —— 如果是交通肇事罪的 “過失”，她應該會主動減速、規(guī)避風險，而非繼續(xù)加速。

這些行為疊加在一起，已經(jīng)不是“過失導致事故”，而是 “明知會危害公共安全，仍放任危害發(fā)生”，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特征。

三、罪名的認定，從來不是“看結果”，而是 “看行為”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么黃某不涉交通肇事罪？因為法律認定罪名，從來不是只看“撞死人” 這個結果，更要看 “怎么撞的”“撞之前做了什么”。交通肇事罪懲罰的是 “過失危害”，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懲罰的是 “故意放任危險”。

黃某在人員密集的省道上，喝了遠超醉駕標準的酒，以兩倍多限速的速度飆車，最終導致3 人死亡，其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與 闖紅燈撞人、疲勞駕駛出事故等過失行為有本質(zhì)區(qū)別。檢察機關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起訴，正是基于對其主觀心態(tài)、行為危險性的綜合判斷，既符合法律規(guī)定，也回應了社會對嚴懲惡性醉駕的期待。

此案也給所有人敲響警鐘：喝酒不開車，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底線。一旦突破底線，從“醉酒駕駛” 升級為 “放任危險危害公共安全”，等待的將是最嚴厲的法律制裁 —— 不僅要承擔民事賠償，更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法律不會縱容任何 “明知故犯” 的危險行為，每一個漠視公共安全的人，終將為自己的行為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