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渣滓洞、白公館特務的立場來看，這么干恰恰不是找死，而是求生。

現(xiàn)代人被網絡慣的，肯定體會不到一個沒有大數(shù)據(jù)的廟堂掌控力有多弱。

在渣滓洞、白公館執(zhí)行屠害任務的特務，本來就是血債累累。面對重慶快解放了，這些人難道不知道光頭?？煲赐肓?？難道不知道自己的上司在燒文件準備坐飛機了？難道不知道人民軍隊正在步步緊逼了？肯定知道。

問題是——有投誠的資格嗎？

比方說長官級別的，像傅作義、陳明仁甚至朱鼎卿，陣前起義那叫有廟堂資本，以前作的惡就一了百了了。你一個下級軍官或者雜兵，如果之前手上有血債，之后別人家屬要你償命，你找誰保你去？

此外，49年11月已過了最佳投誠期。很簡單的道理：45年你家主子600萬大軍的時候你為啥不投？平津、遼沈、淮海僵持期你又為啥不投？此時還穿著美式小翻領的你已經算頑抗分子了。

49年長官的命令執(zhí)不執(zhí)行，和56年搞清理的時候你會不會被揪出來沒有半毛錢關系。

確實也有一些投誠的中下層特務沒有被追究，但大多數(shù)特務當時心里是虛的。國府為制止陣前起義而對對面搞的妖魔化教育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因此他們不敢抱僥幸心理。

仔細衡量一下：級別低不配坐飛機，之前做惡又有秋后算賬的風險，唯一的活路就只能是：銷聲匿跡。

生活在如今大數(shù)據(jù)、攝像頭、互聯(lián)網時代，你自然認為銷聲匿跡很難辦。但在那個時期，兵荒馬亂的時候，其實很容易。為啥呢？

從開始抓壯丁時，國府的戶籍制度就形同虛設了。不少老百姓生了男孩就藏起來，不去造冊，因此當時的民政系統(tǒng)是不完善的，許多隱匿人口給了這些特務魚入大海的可能性。

只要離開原來的城市，到外地的偏遠山區(qū)去，扔掉身上一切會惹麻煩的物件，你就可以以流民的身份混入當?shù)?，以新的角色活下去?/p>

如果國府系統(tǒng)中有自己的信息也很簡單，直接換個名字就可以了。下圖為民國身份證，老百姓用的都是無照型的，你說這證件是誰的就是誰的。

最后就是原本的社會關系。那時沒有動車高鐵，幾十公里外的縣城都屬于村里人一輩子少去的地方。如果能從重慶跑到成都，基本上就屬異鄉(xiāng)人了。

因此，唯一能給這些特務帶來威脅的——就是這些被自己看管的“犯人”。于是在新舊交替時，盡可能殺掉被自己殘害多年的“見證人”，才是“真正的生路”。

事實上，1127當天，特務們真的是這么干的，屠滅結束后四散逃開，跑得越遠越好。只是里面有大部分被之前“同事戴罪檢舉”而泄露身份，很快捉拿歸案。如直接下令的徐遠舉，就是跑到滇北被投誠的盧漢逮住的。

而白公館最高負責人楊進興則一路逃往四川，直到6年后全國開展“3F5F”——打擊對岸殘余勢力時，才漏了陷。

在逃亡的歲月里，以前的大魔頭有的也許變成你家附近最樸實的村民、漁夫，有的還積極參加建國后的大生產，被選為基層干部或者人民代表。

站在這些人的角度，覺得這不過是改朝換代，怎么可能理解人民戰(zhàn)爭的偉力所在？當然是認為把社會關系斷干凈就可以了。

作為重慶人，稍微普及2個《紅巖》常識：

一是囚在白公館和渣滓洞里的不一定都是要犯。附近被牽連的尋常人家也不少。博物館有一段文獻說的是，當年沙區(qū)有2個中學生暑假去爬山玩忘了時間，誤入白公館附近，接著就被帶里面了。27號一并被殺害。

現(xiàn)在還有顆當年的黃果樹矗立在上山的一個岔道上，往下走就是下山代表安全，往上走就是魔窟萬劫不復。

二是當年學校組織去看楊虎城，到了松林坡休息，后來集合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坐在一塊碑上，上面寫的意思是：楊將軍一家當年就是在立碑處被特務害死的。

小學的時候膽子小，確實被嚇壞了，眼淚都急了出來。如今那里被翻修成一個小宅子，長大后每每回憶起來，感覺也是很強烈的。

只要是重慶長大的學生，每年1127都會參觀渣滓洞、白公館，國府特務慘無人道，對同族也可以干出喪心病狂的事，也的確很訝異于如今那么多“國粉”是如何冒出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