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6歲的女性，在提出離婚7天后，被丈夫捅了136刀后慘死。

2024年3月8日中午，受害人在廣東佛山的公司門口被丈夫楊曉東發(fā)現(xiàn)，隨即被強擄至東莞，兩人在車上因離婚問題爆發(fā)激烈爭吵、打斗。

當她掙脫下車時，其夫先是撿起磚頭猛擊她頭部，隨后駕車三次撞擊她，見她受傷后拼命逃到一間板房，他尾隨進入后，用水果刀朝著她頸部、胸腹部和四肢瘋狂捅刺，致使其當場死亡。

這是一起有預謀的故意殺人案。女方家人在她被害次日，打開兇手的電腦，看到搜索記錄時，整個人都是顫抖的：案發(fā)前一天他曾在網(wǎng)上檢索“如何殺人”、“丈夫殺害妻子后自殺后果”、“刀插心臟死亡多長時間”等詞條。

然而，他殺人卻不用償命：現(xiàn)在一審判決結果，他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賠償受害者家屬民事?lián)p失73382元。

據(jù)《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法院做出這一判決的依據(jù)是：

東莞中院指出，楊某東作案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極大，論罪本應處極刑。但考慮到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矛盾引發(fā)，且楊某東在案發(fā)時是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認罪態(tài)度較好，因此對其可不必立即執(zhí)行死刑。

這里說得明白，他“本應”判處死刑，從輕發(fā)落主要是出于三點考慮：一是“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矛盾引發(fā)”；二是他有精神病；三是他“認罪態(tài)度較好”。

所謂“認罪態(tài)度較好”是對法庭供認不諱而言，并不是對受害者：在殺妻之后，兇手從未表達任何悔意，更未向被害者及其家人道歉，可想而知，在被害者家人心目中，他的態(tài)度是極差的。

兇手在法庭的自辯是：他確實有過殺妻的念頭，也搜索過相關問題，但“搜索后又打消了念頭”。他不知道為何會冒出殺妻的念頭，只是當他“勸說”妻子不要離婚而她態(tài)度異常堅決時，他“受到刺激才毆打”了她，也不知道為何會開車再三撞擊她，說自己抑郁癥病發(fā)，“整個人都是懵的”。

是不是這樣，只有他本人知道，但專業(yè)鑒定他確實患有抑郁癥，只是他此前從未就醫(yī)，因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在入獄之后倒是有可能人生中第一次有望接受精神病的專業(yè)治療，還因禍得福了。

“認罪態(tài)度”和“精神病”，這幾乎也是現(xiàn)在殺人兇手在法庭上脫罪的常見理由了，更耐尋味倒是“婚姻家庭矛盾”這一點：難道當殺人緣由是家庭糾紛時，就可以不用償命？

受害者的親友們顯然無法接受這一判決結果，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正義”與其說是根據(jù)抽象的法律條文，不如說是基于對受害者情感而衍生出來的同態(tài)復仇憤慨：她是那么好的一個人，死得卻那么慘，那就必須給兇手最嚴厲的懲處，才算扯平。

司法系統(tǒng)那么判，當然有其理由，所謂“令人同情的案由制造惡法”，法律不可能因為特別同情某個受害者而給予特殊救濟，然而正如法律學者蘇力在《法律與文學》中指出的，“ 即使今天，司法制度的基礎動力就是人們的復仇本能：如果受害人或其親人沒有復仇意識，司法審判就很難啟動。”

一位在法院工作多年的朋友說，這是他經常要面臨的痛苦局面：自己內心再怎么同情，判決時只能按法條和規(guī)則來。不僅專業(yè)精神如此要求，紀律也越來越嚴格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其結果就是“照章辦事”最安全。問題是，那樣的結果，與其說是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倒不如說更小心翼翼不要侵奪了嫌疑人的法定權利。

但為什么“家庭矛盾”的案由，就能從輕發(fā)落？那正可見當下的法律體系在有意無意中，把家庭視為社會基本單位，在其內部產生的紛爭，司法系統(tǒng)采取的是一種不情愿介入的姿態(tài)，它注重維護的不是個人權利，而是這個社會基本單位的和諧穩(wěn)定。事實上，這是中國社會的老傳統(tǒng)。

正是這一點，為家暴提供了庇護所，因為那與父權制的原則是一體的：家長作為家庭的支配者，只要能維持內部穩(wěn)定，實際上就獲得了對家庭成員的生殺大權。

當然，肯定會有人說，像楊曉東這樣殘暴的兇犯也是極少數(shù)；那我們不妨仔細審視一下，對父權制而言，他的行為算很過分嗎？

這對夫妻自2021年5月成婚后，就經常發(fā)生爭吵，主要原因是楊曉東的控制欲極強，管得很嚴，妻子不管到哪里都要匯報，連她和朋友見面，他竟然都要跟著去。一旦找不到，就瘋狂打電話找她。當她受不了提離婚時，他就威脅要殺她、乃至殺她全家——實際上，當初結婚時，他也曾威脅說不跟他領證結婚就殺她全家。

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這種窒息的控制欲其實是一種原始的本能：嬰兒想要完全占有母體，具有極強的分離焦慮，并不惜采用最極端的暴力手段達成占有的目的。這種人的精神問題與其說是抑郁癥，倒不如是全能自戀。

問題在于：在中國家庭里，這種對妻子的全面控制和吞沒，實際上是得到默許的，幾乎是丈夫的基本權利，有時甚至還被美化為是“愛”——盡管事實上是一種病態(tài)的“共生絞殺”。當全社會都默認維護家庭的完整高于個人權利時，一個女性一旦進入婚姻，其呼救聲很難被人聽見。

為什么楊曉東對自己的罪行毫無悔意？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妻子在他眼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他的所有物——根據(jù)定義，所有權就意味著所有者有權將之毀壞，就像我自己的杯子有權摔碎，而不用擔心賠償問題。

同樣是家庭矛盾，為什么很少有妻子家暴丈夫乃至殺夫的？除了體力不敵之外，我想很大一個原因也在這里：家庭制度讓社會普遍認為，妻子是丈夫的所有物，而不是相反。女性的控制欲和攻擊性往往出現(xiàn)在對待子女上：孩子才是她的所有物，雖然常常仍然更多被看作是男性家長的所有物。

如果法律不能充分保護個人權利，那么維護家庭完整的傾向就還可能讓無數(shù)人付出代價：在家庭這個看似最親密關系的組織內部，存在著無數(shù)權力博弈和物化思維，而代價永遠都會由那些弱勢的成員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