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古話叫“吏治清，則天下平”，這句話深刻的表達了地方官員的重要性。他們雖然不在最核心的位置上，卻距離基層和百姓最近，只有他們堅持執(zhí)政為民，才可能真正團結人心。

而說起當代地方干部里的楷模，估計很多人首先會想到河南蘭考縣的書記焦裕祿。他可以說是大家公認的好官清官，他不僅心里裝著老百姓，給百姓辦實事，不搞面子行動和面子工程，而且為了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而在1966年9月，當毛主席和周總理得知焦裕祿的女兒焦守云來到北京天安門參加活動后，專門拉著焦守云單獨拍了合影。這也表達了對他父親焦裕祿的敬重，要知道當時焦裕祿已經去世兩年。

焦守云為什么在天安門廣場得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特別關照，這事情當然要從她父親焦裕祿的人生經歷說起。

焦裕祿的老家是山東省淄博市，他生于1922年，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軍閥戰(zhàn)亂時期，百姓民不聊生。出身貧農家庭的焦裕祿在小時候就吃了很多苦，深切的感受到了底層百姓生活的艱難。雖然他小時候曾經短暫的上過學，但因為家鄉(xiāng)遭了災，家里實在生活不下去，最終被迫輟學。

到了1941年，淄博大旱，農田顆粒無收，他的父親被官家逼迫，無奈之下懸梁自盡。當時只有19歲的焦裕祿也被抓緊了監(jiān)獄，一年后被送到煤礦當苦工，直到1943年才逃出煤礦，一路要飯到了江蘇，為了生活他只能去地主家繼續(xù)當苦力。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焦裕祿趕回了家鄉(xiāng)，并在一年后正式入黨，先是在八陡區(qū)武裝部擔任干事，他扎根基層，從布置地雷學起，沒過多久，就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基層干部，參加了戰(zhàn)斗。自此之后，他長期在后方組織支前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他就如同一塊轉頭，哪里有需要就搬到哪里，擔任過地委宣傳部長和機器廠車間主任等職務，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所以他深刻的融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這是一般干部不能比的。

1962年，他被調到蘭考縣，該縣城是當時國內出名的貧困縣，工作難度非常大。到了蘭考后，他立刻意識到了問題所在，為了解決難題，他每天帶著大家下基層考察。這種考察不是前呼后擁高談闊論，而是實實在在的為百姓解決問題。發(fā)生雪災后，他冒著凜冽寒風，一家家看望災民，遇到洪水，他親自在洪水中搶救莊稼，即使在患上嚴重的肝炎后，他依然拒絕休養(yǎng)，蹬著破舊的自行車，在基層考察工作，和鄉(xiāng)親們坐在一起，聽大家的想法。最終徹底解決了蘭考長期存在的“三害”風沙、內澇、鹽堿問題，讓當地的老百姓吃上了飯。

解決環(huán)境問題后，蘭考的桐木也因此茁壯成長，現在成為了制作古箏等民族樂器的主要原材料，讓蘭考有了自己的產業(yè)。

蘭考變好了，但焦裕祿的身體已經積重難返，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病逝，年僅42歲。因為當時天氣炎熱，焦裕祿的遺體無法送往蘭考，只得暫厝于鄭州市烈士公墓。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值得一提的是張欽禮去世時也是數萬人揮淚相送，但未能平反）在參加河南省豫東沙區(qū)造林工作會議時，思考再三，決定向大家介紹焦裕祿的事跡，河南副省長王維群聽后十分震撼和觸動，要求臨時增加會議，全省向焦裕祿同志學習。
就這樣焦裕祿的事情傳開了，1966年2月，《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長篇文章《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這一年，焦裕祿的棺材也運到了蘭考，當地十萬群眾得知消息后，全都來到火車站等候，很多人都留下了眼淚，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掙脫了身邊安慰她的人，一頭撞在棺材上，女兒焦守鳳哭喊著：“我要跟爸爸一起走！”也撲到了棺材蓋上。鄉(xiāng)親們看在眼里，難受在心里。當時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只有33歲，兩人才結婚14年，就這樣陰陽兩隔。

焦裕祿去世后，家里有6個孩子，還有母親和婆婆，徐俊雅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依靠每個月50多塊錢的工資，以及上級安排的每月13元的體恤金艱難維持生活。但即便如此，徐俊雅堅持讓孩子們牢記父親的囑托，一心為民，不要想著當官。

焦家的6個兒女后來都入了黨，不是基層職工，就是基層戰(zhàn)士，傳承了焦裕祿的優(yōu)秀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