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審判工作32年，辦理刑事、民事案件無數的老法官王金玲，怎么都沒有想到，在其退休兩年之后的2020年10月，被河北省邯鄲市復興區(q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9萬、挪用公款7萬余元提起公訴，后被判處有期徒刑20個月。

刑滿釋放的王金玲，因堅持自己無罪，從此走上了“喊冤”申訴之路。

2024年10月29日、30日，王金玲刑事案件申訴聽證會在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

聽證會上，王金玲拋出了大量書證，以及被隱匿的證據。基于事實與證據，王金玲表示，所謂的受賄9萬元，其中5萬元是罰金，4萬元是賠償款；5萬元罰金中的2萬元根據判決，已按時任院長安某某的指令上交法院，多余的3萬元退還交款人；4萬元的賠償款，因未調解成功，也退還當事人。

而被認定為挪用公款的7萬余元，在被認定期內，王金玲用于接收辦案款項的工資及相關賬戶總額始終保持10萬至30萬之間，總體資金高于涉案資金，何來挪用之說？

案發(fā)之前，王金玲主辦再審案被冒名減刑十五六年，與時任院長引發(fā)矛盾

2013年10月底，時年50歲，已任館陶縣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監(jiān)督庭庭長14年的王金玲，出任刑事審判庭庭長一職。

在王金玲上任刑庭庭長之前，該院2011年審判的一宗團伙盜竊案（【2011】館刑初字第5號）的被告之一張某仁，已向館陶縣法院申訴。

該院立案后，于2014年4月3日，召開了第一次審委會。會上，主辦人王金玲依據規(guī)則提出，該案僅張某仁一人提出再審申請，應當遵從誰申請、審理誰的原則，本次再審只對張某仁一人。王金玲的提議，得到與會成員的一致簽字認可。

2015年4月9日，由王金玲負責審理的張某仁再審案開庭。庭審后，安某某要求對本案的幾個被告都減刑。王金玲則說，“那咱們再去中院溝通學習一下”。

這次對話之后，王金玲于2015年8月19被調離刑庭。

一天后，在沒有做工作交接的情況下，繼任者趙某，只向王金玲要了張某仁再審案的卷宗，就介入了張某仁減刑再審案件。

此案宣判后，他們又拿了一沓該案的資料讓王金玲簽字，未果。

后來王金玲發(fā)現(xiàn)，張某仁的再審減刑案，不僅給張某仁減刑，還對流竄多地作案的慣犯、累犯喬某某等人，共計減刑約十五六年。該案雖經王金玲開庭審理，但開完庭未出判決書其就被調離。

司法證據材料顯示，在張某仁案的減刑材料及判決書上，王金玲的名字被冒用，并在該案的合議庭會議筆錄、第二次審委會筆錄和判決書原件上出現(xiàn)了篡改、加注、造假王金玲的簽字內容。該冒名減刑問題，現(xiàn)已被邯鄲市委巡察組和館陶縣委聯(lián)合組成的“王金玲案件專班”查清、查實。

“這是‘冒名減刑’”，王金玲說，“由于自己在張某仁的減刑案件審理中，沒有配合安某某，自己由此被其視為異己”。

王金玲與安某某因冒名減刑結下“梁子”后，就被調離刑庭，于2015年11月，出任民事審判庭第一庭庭長一職。

此后，又發(fā)生了一件事，讓王金玲徹底得罪了安某某。

2016年，王金玲主審一宗致兩人死亡交通事故案，審理中，依據交警隊出具的責任認定書，對原被告雙方的責任依法作出認定，但在賠償主體責任劃分上，安某某又對王金玲多加指責。

該案，王金玲依法作出的（2016）冀0433民初1047號民事判決書中載明，被告崔某某在實習期駕駛的牽引掛車（大貨車）致兩人死亡，存在重大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為此，該判決認為：交強險承保人依法應在責任額內進行賠償，在商業(yè)險范圍內不承擔賠償責任；基于該車輛事發(fā)時掛靠在暢某公司名下，因此， 該公司也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此后，該案的原告柴某某不服，又上訴到邯鄲市中院，結果，中院維持了一審王金玲的判決。

對于中院維持的該案判決，安某某卻對王金玲表示不滿，于2017年7月24日晚上12點左右，在工作群內對其進行人格侮辱和發(fā)起批判。曾質問王金玲，為什么不讓保險公司全部承擔賠償責任？與此同時，王金玲不僅被免去民事庭庭長的職務，同時還被免掉了員額法官辦理案件的資格。

王金玲據理力爭稱：不能因為某些不可明示的原因，理應讓暢某公司承擔的賠償責任，轉移到保險公司身上；而按照相關法律規(guī)定、組織程序，即使停止法官的審判權、審判員以上職務的行為，均須由同級人大常委會決定。

此后，王金玲針對安某某在微信工作群發(fā)起的侮辱、批判行為，向省、市法院領導進行了反映，相關部門曾對此做出簽轉交辦查處。不久后，河北省高院和邯鄲市中院，又恢復了王金玲辦理案件的資格。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結束。

2018年6月11日，在安某某的主持下，館陶縣法院成立了查辦王金玲的三個專案組，列出了七大問題，八個方面對其進行全面調查。此舉，被三個專案組成員拒絕后，安某某最只能成立了由干部人事檔案全部造假，長期制造假案的“假法官”高某玲一人，且直屬于安某某一人領導的“執(zhí)行辦”，專門負責調查王金玲所辦過的案件。

需要說明的是，該假法官高某玲冒名頂替取得的學歷、學籍，已于2022年6月，被巡視館陶的河北省委巡視組責令公示注銷。

需要指出的是，安某某調查王金玲的行為，是以“館陶縣法院黨組擴大會議”的決定出現(xiàn)在王金玲的案卷當中。但是，這一所謂的“決定”，在2023年7月至9月由中共館陶縣委組織的“王金玲案件專班”的調查中發(fā)現(xiàn)，當日并沒有召開該次會議，系偽造證據。

即便如此，在歷時800多天，調查審閱了近4年來、王金玲審理的300多個案件、近3千冊案卷后，專案組并未發(fā)現(xiàn)王金玲有違法違紀問題。

繳納的罰金、退還的保證金，均被認定為受賄款

王金玲案發(fā)后，讓很多人感到意外。

司法材料顯示，王金玲案，始于辦理案件中的罰金、賠償款和保證金的收取與退還工作。

2013年元旦期間，館陶縣境內高速公路發(fā)生車輛連環(huán)相撞，造成7死4傷的特大惡性交通肇事案。

2013年6月3日，河南濮陽人蘇某樺因涉嫌該宗交通肇事罪，被館陶縣公安局刑事拘留，6月10日被取保候審。

王金玲任刑庭庭長之前，該案件已起訴到館陶縣法院。前任庭長已分案到具體承辦人手中，但因案情重大、復雜，多次超審限，且無任何進展，2014年下半年，王金玲主動接手該案的辦理。

王金玲接手后發(fā)現(xiàn)，該案死傷者親屬多達60人，事故車輛的交強險和商業(yè)三者險的分配、賠償計算十分復雜，而相關當事人又在河南、河北兩地提起多起民事、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為此，王金玲及時整合分散在河北、河南兩地法院十余個民事或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歸籠并案后，死者家屬就到法院催辦，經溝通發(fā)現(xiàn)，死傷者家屬確實經濟困難，王金玲就多次要求蘇某樺積極配合法院，盡快籌集賠償款，安撫、賠償死傷者父母及妻兒老小，將化解對立情緒放在該案的工作首位。

為此，王金玲與肇事者蘇某樺、死者家屬進行溝通協(xié)調。協(xié)調過程中，蘇某樺先后分兩次繳納了4萬元的賠償款。而后的協(xié)調過程中，兩死者家屬要求，在保險賠償之外，每家再賠償15萬元就可以和解，蘇某樺表示拿不出那么多，后死者家屬降至每家12萬元，對此協(xié)調方案，蘇某樺同意，表示再去籌集20萬元。

后來，由于蘇某樺最終沒有籌得足額的賠償金，調解無果。

案件到了審限后，于2015年3月20日，蘇某樺被館陶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

一審判決后，蘇某樺因身體原因沒有被收監(jiān)，期間還聯(lián)系王金玲，問現(xiàn)在能否籌集賠償款進行賠償，以在二審獲得輕判。王金玲則表示，已給你留足了時間，你即使與受害人達成調解獲得諒解，也只能到二審去解決，此前繳納4萬元賠償款，也須經過你的同意，才能轉給受害人或轉到館陶縣法院執(zhí)行局。

2015年8月8日，邯鄲中院維持了一審判決，蘇某樺入獄服刑。

2018年5月20日，蘇某樺刑滿釋放后，王金玲將4萬元賠償款退還蘇某樺。蘇某樺為此也出具了一份收據。

就該4萬元，在王金玲刑事案件中，被認定為受賄。而另一筆認定為受賄款的5萬元，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5年初，館陶縣王橋鄉(xiāng)北孫店西村人常某鋒因涉嫌銷售假藥被公安立案偵查，后被審查起訴，此間，時任北孫店西村支部書記姚某嶺，一直是其取保候審的保證人。

案件移送到法院審理階段，姚某嶺仍是常某峰的保證人。彼時，姚某嶺找到王金玲溝通，希望通過多繳納罰金，以取得法院的輕判。此后，姚某嶺分兩次先后將2萬、3萬元罰金交給王金玲。姚某嶺向王金玲保證，該5萬元是自己的錢，與常某峰無關。

常某峰案，后經上級法院平衡，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該2萬元罰款，經王金玲繳納至法院賬戶。

此后，常某鋒之子的常某民，向館陶法院及院長安某某反映王金玲收受其現(xiàn)金5萬元。王金玲則通過短信等方式，于2015年11月15日，向院領導安某某溝通解釋，稱姚某嶺繳納5萬元罰金，其中的2萬元上交了法院，另外3萬元于2015年8月下旬，退還了姚某嶺。此后，5年來沒人提及這筆5萬元的款項，直到2020年8月15日，該5萬元又被館陶紀委以受賄款的名義進行審查。

最后，常某鋒案涉案的2萬元上交的罰金、多余并退還的3萬元罰金，在王金玲的刑事判決中，均被認定為受賄款。

當地基層法院法官為便利辦案，收支不分家、罰款創(chuàng)收任務惹禍？

一個習以為常的“慣例”是，邯鄲市各地基層法院的法官們?yōu)榱恕胺奖恪鞭k案，都存在收支不分家，用自己的個人賬戶收取辦案費用的情況。從上述王金玲案的事實可見，其在辦理案件時，就存在收支不分家，罰款創(chuàng)收等問題。

2013年10月底到2018年8月間，王金玲辦理案件所使用的個人工資賬戶，進出的辦案資金流水近千萬元，主要構成是罰金、賠償款、執(zhí)行款、執(zhí)行費和保證金。

王金玲稱，法官們使用個人賬戶直接保管資金，當事人較為放心，也便于案件的辦理，在為案件雙方當事人完成調解后，后面的執(zhí)行款支付更為便捷、有效，而與此同時，這樣操作，也有利于院里布置的罰金任務和法院績效考核目標26率（包括結案率、維持率等）的完成，以自己為例，在刑事庭任職期間，每年布置的罰金任務高達60萬元，實際上從2013年10月底至2015年6月，完成上繳罰金100多萬元，創(chuàng)院里歷史新高，甚至到了為防止罰金任務增加，而控制罰金上交的數額和節(jié)奏。

如此一來，卻為王金玲帶來了第二項罪名——挪用公款罪。

2016年9月，王金玲擔任一宗交通事故案的審判長。車主賈某峰的事故車輛被查封，因該案涉及賠償死（傷）者，而事故車輛被查封后當事人無經濟來源，為解決案件的賠償資金，經賈某峰申請，王金玲與受害人協(xié)商同意，讓賈某峰繳納解除查封車輛變現(xiàn)為最大值10萬元賠償款，轉入個人賬戶，以實現(xiàn)提前解除事故車輛查封的目的。

2016年12月1日，賈某峰將10萬元匯入王金玲提供的銀行賬戶（其丈夫任某某）后，肇事車輛得以提前解封。其間，2017年3月、7月，王金玲從任某某的賬戶兩次轉賬給他人后，任某某的賬戶余額為28705.43元。

2018年5月，賈某峰案開始執(zhí)行，王金玲先后兩次于同年5月、6月，將總計10萬元款項，從其個人賬戶轉款至館陶縣法院執(zhí)行局工作人員程某某的銀行賬戶和法院的賬戶上。該10萬元，滿足該案所有的賠償款、訴訟費、執(zhí)行費后，仍有結余。

但這筆10萬元的款項，最終卻讓王金玲以挪用公款70325.73元入罪。

對于該7萬余元的挪用公款罪名，王金玲及其辯護律師當時都提出了辯護意見認為，在收取賈某峰的10萬元至2018年6月案件執(zhí)行款轉付到法院期間，涉案的王金玲工資卡等銀行賬號上，總資金額保持在10萬至30萬元之間，足以覆蓋7萬元所謂的被挪用公款，故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

從上述事實可見，王金玲被控受賄、挪用公款兩個罪名的起因，皆與館陶法院允許全院干警使用個人賬戶臨時保管辦案款項、收支不分家、完成罰金任務、實現(xiàn)結案率調解率和管理混亂有關。

被指控犯罪事實與多項書證相悖，王金玲堅稱自己無罪

2021年9月，王金玲以受賄9萬、挪用公款7萬元余元，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20個月。一審筆錄上王金玲的簽名時間顯示，一審判決書送達6天之后，才讓王金玲在一審的筆錄上核對簽字。

王金玲出獄后，在核對筆錄、梳理案件卷宗及工作經歷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案件存在諸多問題。

首先，館陶縣法院法官在辦理案件時，收取當事人罰金、保證金到其個人賬戶，案結后退還多余款項是“慣例”，甚至在法院領導層直接授意下如此操作，而僅有王金玲因此獲罪。

王金玲的銀行流水記錄顯示，2013年11月18日，王金玲剛剛出任刑事庭庭長一職不到兩周，法院相關負責人就安排財務，往其工資卡賬戶上打入了8萬元的執(zhí)行案件救助款，再由王金玲從其工資賬戶匯入對公的財政賬戶。

相關證據顯示，館陶法院副院長呂某某，在王金玲辦理一宗假冒偽劣食品案件中，呂某某個人收取了被告夫妻二人預交的30萬元罰金。該案判決生效后，呂某某經過王金玲之手，將被告兩人23萬元和6萬元的罰金，上交財政的罰沒賬戶，剩余1萬元打入王金玲賬戶后，再由王金玲退回被告夫妻。

在司法卷宗中，由館陶法院原院長安某某提交、已作為證據當庭出示三次的王金玲與安某某的短信對話記錄顯示：

2015年12月3日晚上6點15分，安某某發(fā)短信給王金玲“把罰沒收入抓緊上交”；

王金玲回復說，明天偕同院財務上交至于縣財政；

安某某并沒立即回復王金玲，而是在經過一夜之后，于2015年12月4日上午8點36分，回復王金玲，讓其“今天上午十點前將罰沒款交到院財務張某某處”。當日，王金玲就按照安某某的指令，將9.4萬元罰沒款轉到財務人員李某的個人賬戶。

由此可見，館陶縣由上而下，一直都是個人賬戶、公私不分在處理罰沒款等辦案資金。

“這樣的做法，就是我們工作的日常”，王金玲說，“我與安某某如此重要的3頁工作短信對話內容，作為證據反復三次出示，然而，在一二審判決書中被悉數隱匿”。

其二，王金玲受賄罪的涉案資金，是其日常工作的內容之一。

在常某峰案中，應該繳納的2萬元罰金，已于2015年12月4日，上交到法院會計個人賬戶；同時，王金玲提供的與時任院領導安某某的短信聊天記錄，與法院財務人員的銀行流水，以及財務出具9.4萬元的罰金票據，均證實該2萬元已經上交。

而檢方以及法院的生效判決中，都沒有客觀證據證明，王金玲沒有上繳案涉的2萬元罰金。

王金玲稱，“5年前就已經作為罰金上交法院，安某某也明知該筆款項，為何在案結事了多年之后，隱瞞真相，再次構陷成受賄款？”

該案中，由于姚某嶺預交了5萬元罰金，判決后，根據多退少補原則，多余的3萬元，王金玲也悉數退還。

需要說明的是，姚某嶺作為本案的關鍵證人之一，經王金玲申請，并沒有被批準出席法庭作證，接受質詢。

此外，在蘇某樺交通肇事案中，其繳納的4萬元賠償款，因該案沒有達成調解，王金玲悉數退還蘇某樺，蘇某樺也向其出具了一份收到該筆款項的收據。

故此，王金玲被控9萬元的受賄款，多個證據顯示是其工作日常，不是犯罪。

需要指出的是，若王金玲此類工作日常就是犯罪，那么，館陶法院其他法官類似的操作，也涉嫌構成犯罪，但為何偏偏王金玲被判刑？

其三，縣紀委關于王金玲案的處理意見，王金玲認為是本案的關鍵證據，但在法庭上出示、宣讀后，也被生效判決所隱匿。

2020年8月10日，館陶縣紀委對王金玲采取了留置措施，針對案涉的所謂受賄、挪用公款等問題，也于同年8月17日作出了《關于給予館陶縣人民法院刑庭、民一庭原庭長王金玲同志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的決定》。

該處分決定顯示，王金玲所涉違紀違法情節(jié)只做紀律處分，并未被認定構成犯罪，并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

同一年，邯鄲市原市委書記高宏志等多名干部投案自首，其中，多人受到留黨察看處分，但均未移送檢察機關起訴。為何唯獨王金玲被檢察機關起訴了？

起訴書顯示，館陶縣檢察院在紀委對王金玲作出紀律處分決定的兩天之后，于同年8月19日，決定對其刑拘，8月28日決定對其逮捕。

王金玲表示，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一開始并沒有收到縣紀委給自己下發(fā)的處分決定書，而在該處分決定書中，有紀委對常某峰案件中被判處2萬元罰金、并已經上交館陶法院財務的認定。

王金玲稱，在自己的案件中，館陶縣法院偽造證據，檢察機關隱匿多份關鍵證據，對申請關鍵證人出庭作證的一事也未予理會。

其中，館陶縣法院提供的證據材料中，說明王金玲共收取了蘇某樺兩筆2萬元共4萬元的賠償款，其中認定為受賄的2萬元，是在王金玲出任刑庭庭長之前給付的，明顯與事實不符。

還有，在張某仁申請再審的減刑案中，王金玲被冒名審判，還出了判決書，以及審委會的討論筆錄等關鍵證據，一直被隱匿。對此，王金玲認為，此證據的隱匿，掩蓋了因自己堅持原則，未予配合違法減刑，安某某對自己進行打擊報復的事實。

在受賄一案中，姚某嶺作為關鍵證人，一個擔任了二十多年村黨組織部書記和多屆縣鄉(xiāng)人大代表的老黨員干部，其威望很高，但由于不識字，故只能出庭作證，但王金玲的這一請求，未得到審理法院同意。

事實上，在得知常某峰的兒子常某民到館陶法院反映王金玲收取其5萬元現(xiàn)金后，姚某嶺對其破口打罵，并動手打了其兩耳光，稱錢是自己的，代為預交的罰金，與常某峰無關，不能侮辱王金玲，侮辱王金玲“不得好S”，并表示愿意出庭作證。

此外，在王金玲被留置、羈押期間，針對自己被指控的受賄、挪用公款等涉嫌犯罪的情節(jié)，曾手書496頁的陳述、舉證、辯解和說明材料，均被隱匿。

王金玲稱，上述材料能夠完整、充分地證明自己無罪，但這些關鍵證據，均未在生效的判決書中出現(xiàn)，不僅如此，指控本人犯罪的8冊卷宗證據全部對我隱匿，嚴重剝奪了我的全部訴訟權利，這樣一來，自己案件的相關事實，就無法完整、客觀地展現(xiàn)，以致冤假錯案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