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天地玄黃，鼎新革故，在這新一輪的歷史航道關(guān)卡口，為何大量中國知識分子，即便是此前對“共產(chǎn)學說”不理解甚至抵觸的那些人，依然選擇了留在大陸？而實際上，直到1946年初，當時的文化人還普遍對我方有疑慮。

最有名的證據(jù)，是來自那個圈子中關(guān)鍵人物的近身觀察。那年4月，著名學者羅常培寫信給即將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秘密報告周邊情況，稱“北大同人，除曾昭掄之外，比較右傾的多”，意即絕大多數(shù)教授是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的，是他們可以爭取的對象。羅常培自己，就是在“鬩墻之爭”即將爆發(fā)的1945年底，選擇去美，受聘耶魯大學終身教授，一度想躲開時代旋渦，可又在1948年底建國前夕毅然選擇歸國的。

這里邊，就存在一個中國晚近歷史的“大哉問”：何以在1949年前后兩三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集體改變了立場，至少對國民政府不再有幻想？這中間又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讓這些人在認知上產(chǎn)生如此裂變？這個問題，曾經(jīng)困擾過北大名教授錢理群數(shù)十年（或可稱為“錢理群之問”），也是當代無數(shù)學者反復糾纏的歷史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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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重要信息，可能多數(shù)朋友并不清楚。那就是：在民國時代，大多數(shù)大學校長，以及大量教授其實都是國民黨員。

國民黨本來也是“革命黨”，是從反清救國理想轉(zhuǎn)化而來，早期黨員也多仁人志士。更加上彼時國民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所以大學里國民黨員比例極高。比如論起國民黨員身份，北大蔡元培是，清華梅貽琦是，南開張伯苓是，廣西大學馬君武也是，公立大學校長不是的絕少；1940年代早期，看西南聯(lián)大教職員登記名冊，教授總數(shù)155人，其中國民黨黨員就占了85人，含量在50%以上。

而到了1949年前后，形勢上最大的逆轉(zhuǎn)就是，這些國民政府“體制內(nèi)人”突然普遍“反水”。他們即便沒有公然反戈一擊，也是多數(shù)心懷不滿，消極不作為，透著深深的失望與無力感。例如前述清華校長梅貽琦本人，當初就是毫無征兆地被迫架上飛機走的，連哄帶騙帶威脅，根本不是完全個人意愿。所以，這些知識人的心態(tài)轉(zhuǎn)變、去留取舍，就變得很微妙。

我們現(xiàn)在回看可以知道，剛抗日戰(zhàn)爭剛結(jié)束時，這些人還廣泛支持國民政府，對之有很大期待，1946年4月羅常培給胡適的密信就是這種輿情的反饋?？傻踉幨牵畈欢嗑驮谶@前后一兩月時間，中國知識人的態(tài)度突然直線下降。1946年5月底，也就是羅常培那封“樂觀”信件發(fā)出一個多月后，獲任上海新一任市長的吳國楨，親自出面邀請校長、教授們“一塊吃飯、喝茶”，卻遭遇極為尷尬的一幕。據(jù)他自己說，“盡管大多數(shù)校長和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不愿意出頭”，即見個面“共商國是”的機會都集體不給，而這里面的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諸人跟吳國楨還是同學關(guān)系。事態(tài)的發(fā)展，真是一日而馳千里，打得這些國民政府要員都措手不及。

那么，短短兩個月不到的時間，發(fā)生了什么事如此劇烈地激化這個群體呢？答案其實是很顯然的：1946年5月初，國民政府宣布還都南京，國共在重慶展開談判，但蔣方一再為難，并無誠意，甚至蠢蠢欲動準備陳兵開戰(zhàn)，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nèi)消滅我軍，當時輿論已經(jīng)普遍反感，極為失望，也才有了民盟等“第三條道路”與中共的合作出現(xiàn)。而與此同時，我方在根據(jù)地朝氣蓬勃，開明為民，尊重并禮遇知識分子，經(jīng)過國內(nèi)外記者報道，形象火箭式飛升。兩相對照，不言自明。

更別說，當時國民政府治國無能，貪腐有法，社會經(jīng)濟開始轉(zhuǎn)入崩潰狀態(tài)，形勢甚至比之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還要惡劣。貨幣貶值、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日益貧困，經(jīng)濟日趨崩潰，知識分子的生活一下子又從云端掉到谷底，怎么可能不憤怒？比如當時一個很荒謬的決策:1946年，商務(wù)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云五，居然直接出任國民政府經(jīng)濟部部長。一個區(qū)區(qū)民營出版公司的老板，生意最鼎盛時期所管理員工也不過就300來號人，竟然一下子讓他掌舵一個4.6億人口大國的經(jīng)濟事務(wù)？日后法幣政策搞得民不聊生，王云五就難辭其咎，堪稱罪魁禍首。

可惜，這些國民政府這些要員，對眼下危急境況還懵然無知，還以為國內(nèi)文人們不過是生活狀況暫時受挫，一時間有情緒還轉(zhuǎn)不過彎來而已。吳國楨邀請函發(fā)出遭拒后，還對上面報告說，他認為這些人只是“可嘆的生活條件”導致，顯然是很無知的，嚴重低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節(jié)操乃至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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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吳國楨的報告書里頭，有一點判斷可能又是對的。那就是，彼時這些知識分子尚不懂共產(chǎn)主義的“性質(zhì)”，主要是不滿國民政府。畢竟是政學兩棲大佬，吳國楨到底精準把握到了彼時知識分子立場激化的根源：國民黨表現(xiàn)得太糟糕了，已經(jīng)到了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步，完全不得民心。

我想，有一則舊事，也許能說清此中微妙，以及當時絕大多數(shù)“中間派”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話說，一度曾任清華農(nóng)學系主任的虞振鏞，是個純粹的科學家，大半生都遠離政治專心科研，從未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1945年抗戰(zhàn)結(jié)束，他抱著罷戰(zhàn)息兵百廢待興的熱忱，受邀就任“國民政府”司長。有一回，受派查賬，他赫然發(fā)現(xiàn)農(nóng)林部那些人造一個雞窩的費用居然和修建一棟洋房差不多，他氣到破口大罵，“斷子絕孫！斷子絕孫！”，并且立即辭去所有職務(wù)，甘心“下海創(chuàng)業(yè)”。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思想迅速左轉(zhuǎn)，雖然此前與中共沒有接觸，但當國民黨敗走“田橫之島”時，他自然也拒絕隨往。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知識分子們愿意留下來，絕大多數(shù)并非對共產(chǎn)主義有認同，而是直接源自對國民政府的徹底絕望。這里邊最關(guān)鍵的點，就在于蔣氏王朝已經(jīng)徹底失去民意支持，卷起鋪蓋倉皇跑路時非鐵桿擁躉一般都不愿意跟從。早先國民政府費盡心思游說，可臨陣磨槍，再苦口婆心，效果依舊很差：“中研院”80多位院士，走了不到?；圍困北平時，國民政府竭力“搶救”最具分量的知識分子，名單計劃62人，結(jié)果只有19位愿意走，也是不到?。這個數(shù)據(jù)本身就說明了民心所向何方。

當時的著名留美學人，長期擔任清華物理系主任、并被譽為中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山祖師”的吳有訓，他有一段話也是頗具代表性的：1945年10月，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個職務(wù)向來都由國民黨內(nèi)“高級親信”擔任，可見頗受高層器重。但是，僅僅兩年多以后，當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傳話讓他出國或隨遷至臺時，他當即就拒卻了。在私底下，他對家里人說，“三民主義讓蔣搞成了三迷主義——官迷、財迷、色迷，如此腐敗，哪能不失?。恐袊南Ｍ?，今后就看共產(chǎn)黨了！”毫無疑問，他選擇留了下來，后來當了幾十年的中科院副院長，轉(zhuǎn)過來長期給郭沫若打下手。

像吳有訓這種學者教授，本身也是不問政治的，也一度對國民政府有寄望。但他們的失望也是急速墜落的，反身的關(guān)鍵時間點都集中在1946年前后，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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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情況也大體類似。更具說服力的范例當然是聞一多們：他們本身對延安并無多少了解，但是對“國統(tǒng)區(qū)”天怒人怨情況是親身體驗且歷歷在目的，所以很堅決地認定，“國民政府不亡，沒有天理”，沒有絲毫討價還價的余地，為此獻身在所不惜。

這是一種“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最徹底絕望感。當局勢逐漸明朗，需要在“楚河漢界”中站隊，選擇一方時，絕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都毫無意外地選擇到了新中國這一邊。國民政府及其當政的國民黨，從備受擁護到人人喊打，局勢的天地大逆轉(zhuǎn)，實際只經(jīng)歷了短短數(shù)年。想在1935年12月，彼時的國民政府召開“五屆一中全會”，實踐“知識精英治國”理念，會上改組出來的各部新部長職務(wù)，大多數(shù)還都是由那些留洋知識分子擔任，以至于胡適們滿懷希望，總以為從此將蒸蒸日上。誰也沒想到，僅僅數(shù)年之間，這些知識分子就將迎來深重的絕望感，走人的走人，自絕的自絕，反水的反水，一下子分崩離析潰不成軍。

簡單一句話：當時的國民政府，從根上都已經(jīng)爛透了。對于如此不可救藥的權(quán)政，中國知識分子不愿與之陪葬，選擇留下來，是情理之中的。至于所謂“安土重遷”的心理因素，“潤”到異地生活的畏難情緒，實際都不是很重要的，更非具有決定性的考量。要知道，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本身就是留洋出身，在異國他鄉(xiāng)生活并無障礙，即便是到臺島上去，在“僧少粥多”急需用人的局面下也可能會受到更好的任用，這一點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比如錢鍾書楊絳這批教授學人，如果真的要走，生活質(zhì)量并不會因此下降，甚至還是大舉提升。早在1948年，錢鍾書的“下家”們就開始主動聯(lián)絡(luò)他，杭立武請他去臺大做系主任, 港大邀他當文學院院長, 朱家驊誠邀他任職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 連牛津大學也拋來了橄欖枝，但錢鍾書夫婦無一例外都拒絕了。錢楊夫婦僅僅還只是一介普通教授與作家，在當年還遠遠不夠“重量級”，可都能允諾得到如此好待遇，更何況其他真正的“大佬”們呢？他們愿意留下來，參與新社會的建設(shè)。

所以，1946年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們，何以會突然集體逆轉(zhuǎn)反國民政府，答案早已呼之欲出。在歷史要“重新洗牌”之際，國民政府自己不“作死”，過去或不問世事，或曾深入?yún)⑴c的知識分子們，是不會徹底心死，最終絕然放棄的。實際上，晚到1944年以前，即便是聞一多這等著名“烈士”，還一心憧憬著做“漢學大師”，滿懷信心可以安度晚年的。據(jù)馮契回憶，在聯(lián)大上學時，有一個傍晚，他曾與朱自清、聞一多在野外散步，談到清代學術(shù)大佬多長壽，聞一多自信滿滿，大笑著說，自己能不能成為“大師”還不敢夸口，但是“活七八十歲，我絕對有把握”云云。

在當時，誰也預料不到，時代與命運的齒輪一旦轉(zhuǎn)動，速度是疾如雷電，所有人都將身不由己，連自身的轉(zhuǎn)變都毫無準備——僅僅兩三年時間，那個聯(lián)大埋頭學問的典范，前“何妨一下樓主人”聞一多，就激烈得讓所有熟人都大感意外，并且很快慘死在國民黨暗槍之下。

2024.7.14，晚于武漢

參考資料：丁曉山著《為什么要革命》，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商務(wù)印書館2011；馮契《憶佩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