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西城　

近日翻書篋，清理舊物，那一大堆日本雜志，疊起來，高丈余，整理非常耗時。東檢西搜，無意中發(fā)現了一篇未完成的譯文，夾雜其間，原稿附有用萬字夾釘著的一份剪報，一看，乃來自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朝日新聞》，作者是《朝日新聞》駐上海特派員森山喬。我想譯文當是應某雜志所邀、動手翻譯，然則為何半途而廢？如今已不復記憶。重新讀一遍，感慨萬千，認識的日本朋友當中，如今都是古稀之齡，每談到中日戰(zhàn)爭，總是語焉不詳，顯然是想逃避這段歷史事實。不彈翻譯舊調久矣，趁住力尚未衰，把文章后截翻譯出來，填補未完成的夢。森山君的文章，作詳實報道，不偏不倚，讓我意味到日本人當中，肯面對現實的人，大有人在。通過森山君這篇回憶小文，大抵對抗日戰(zhàn)爭的實況有一定的了解。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在上海的日本陸戰(zhàn)隊與蔡廷鍇所率領的十九路軍，發(fā)生沖突，上海事變遂爆發(fā)，然而，它的發(fā)端，迄今仍是個謎。日本方面聲稱十九路陸軍首先開火，中國方面則說是日本陸戰(zhàn)隊故意挑起事端（事實上，上海不少地區(qū)在事前已經發(fā)生過無數中日糾紛），雙方互責，危機一觸即發(fā)。十九路軍自從滿洲事變發(fā)生之后，激烈反日，令當時的情勢更呈復雜。

一月某天，我（森山）上夜班，下午三點鐘左右，回到大阪的《朝日新聞》社，部長已在等著我，命令我趕快乘坐長崎的長崎丸（船）到上海去，因為在上海，陸戰(zhàn)隊跟中國軍已打了起來。立刻收拾行李，離開大阪，直奔長崎。坐上九點左右開船的長崎丸。第二天下午四點鐘左右，便到上海。船至吳淞口附近，分社的尾崎秀實（名記者、共產主義者，同情中國）趕來接我，碼頭上還站著幾十個背著交叉帶子、配上日本刀、由日僑組織起來的自衛(wèi)隊，虎背熊腰，殺氣騰騰，令我不寒而栗。

上海人與日僑關系惡化

上海市民自從有了滿洲事變，對日本的憎恨更加激烈，因此發(fā)生了排日事件，日中關系變得并不和諧，在上海的日本人，尤其是分散在各區(qū)地的日僑，生意做不下去，再加上有煽動者從旁點火，日中關系日益惡化。有不少激進分子，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施壓，他們結隊闖進總領事館，逼令懲罰中國政府，取締排日，陸戰(zhàn)隊的神經因此緊張起來。在另一方面，中國也采取行動，由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包圍了上海。十九路軍是一支戰(zhàn)斗力十分強大的軍隊，而日本陸戰(zhàn)隊當時只有數千人，形勢上處于不利，不免驚恐。上海日僑那時僅有一兩萬人，其中有許多男人以及部分婦孺已撤回日本。

至于有關上海市面的新聞來源，大都是從總領事館，或日本人俱樂部出入的人們身上得來的，無論怎樣，主線還是來自介入戰(zhàn)爭中的陸戰(zhàn)隊總部。陸戰(zhàn)隊的司令部在北四川路的北面盡頭，新公園前面的總部大廈里。那時，陸戰(zhàn)隊沒有規(guī)定什么時候發(fā)表戰(zhàn)情報告，在總部大廈的二樓角落的一個小房間，聚著十來個不同報館的新聞記者，靜靜守著副官不時傳來的戰(zhàn)況，記者中，《朝日》、《每日》兩大新聞占有兩三人，統(tǒng)計起來不會超過十八位，我是其中一人。大概十一點鐘，副官鐮田便會上來報告戰(zhàn)況。這時候，房間里的記者通常都不會多，我們聽到消息，就立刻趕回分社拍電報到日本去。

從陸戰(zhàn)隊總部踱步到分社，大約有三公里路程，大半條北四川路，只有馬路才是租界，西邊因為打仗關系，早已變成廢墟，通向中國那邊的馬路早被用鐵絲網封鎖起來，附近設有陸戰(zhàn)隊的哨崗。打北四川路到西華德路，即使月明之夜，也怕會遇到中國便衣隊的襲擊，如果是沒有月色的晚上，這兒更是罕無人跡。長長的馬路上，只響著我跟尾崎的鞋聲，走著走著，數英尺之外，突然會響起哨兵盤問的聲音：“是誰？”，我們立刻回答：“《朝日新聞》”，他們就說：“過去吧，注意安全！”，于是，鞋聲又響起來，直響到分社門前。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那兒往來得趕新聞，如今回想起來，真是感慨萬千。深夜時分，許多時都有中國方面打過來的炮彈，落在日本人住所，釀成火災。一二八戰(zhàn)役后來從北四川路蔓延到閘北去，在那里膠著。結果由英、美等國從中斡旋，設立緩沖區(qū)，戰(zhàn)事始告終。

中日關系至今未見和諧

附記：說來奇怪，一篇四十七年前未翻譯完結的舊文，今日方始補滿。所記者是日本記者森山喬眼中的中日一二八戰(zhàn)役。文中，夜里行路，皮鞋敲地，咯咯發(fā)響，意境荒涼，頗觸我心。九八年，隔別上海四十五年，重履故土，伙同友人小王，從四川北路，一路走到魯迅故居，沿途景物大易，人事全非。而今，中、日關系雪上加霜，未知何日方得和諧，良可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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