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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是【生命政治】讀書會系列二【生命政治與中國研究】之第二次討論。在這里和之前一樣每周分享討論筆記。

因為是即時性的討論，所以其實很多引用或是觀點并不全面，放出來也是為了拋磚引玉，期待留言討論、歡迎持續(xù)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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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政治研究簡介與毛時代的文化生存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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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Biopolitics讀書會 #2

主題：例外狀態(tài)與強制勞動

筆記整理：Ying

1. 閱讀書目

Agamben, Giorgio.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rint.

Williams, Philip F., and Yenna Wu. 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 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牲人》（Homo Sacer）系列（1995-2016）是阿甘本對阿倫特和福柯的極權主義和生命政治學研究的回應，包括1995年具有序言性質的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和1998年的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2003年出版的《例外狀態(tài)》（State of Exception）是該系列的第三卷，展開論述了第一卷界定和聯結“主權權力”和“赤裸生命”兩個基本概念的“例外狀態(tài)”概念。通過論述施密特與本雅明關于“例外狀態(tài)”之爭，阿甘本在施米特的主權論的例外狀態(tài)概念中引入了本雅明的彌賽亞概念，從而重新界定了“政治與法律”、“法律與暴力”、“法律與生命”、“生命與彌賽亞”、“彌賽亞與主權者”等之間肯定的與否定的關系。

2. 領讀要點

○例外狀態(tài)的譜系

阿甘本例外狀態(tài)學說的分析框架是基于施密特在《政治神學》里提出的“例外狀態(tài)”概念，在例外狀態(tài)已變成常態(tài)的今天，國家主權理論傳統在歐美語境逐漸邊緣化，例外狀態(tài)召喚這一傳統與法制話語對抗。“例外狀態(tài)”可以追溯到羅馬的獨裁官制度以及“懸法”的羅馬法思想，羅馬法中的“懸法” （iustitium）概念是例外狀態(tài)的原型：當羅馬元老院認為共和國陷入危險處境時，他們就會宣告“騷亂”，發(fā)布終極咨議，懸置法律，委任執(zhí)政官或其他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衛(wèi)共和國的安全。但阿甘本的立場是批判施密特的主權學說的，通過引入本雅明的彌賽亞理論，他批判主權權力絕對例外狀態(tài)對于赤裸生命的簡化、排斥與治理。

○○ 失范norma與規(guī)范anomia，例外狀態(tài)與法律狀態(tài)，懸法與生命

與法相關的人類活動的全部領域，最終都會被兩股相互連接卻背道而馳的張力控制，其中一股是從規(guī)范到失范，另一股則從無法到有法。這種雙面導向導致法律具有本質上的曖昧性：一方面傾向規(guī)范化，建立嚴謹的規(guī)范體系，但會與生命脫離連接；另一方面傾向失范，導向例外狀態(tài)，或是主權者作為活的法律，站在法律之外，其不受法律約束的生命形象，成為將生命設定為法律秩序之根源的法律擬定，建立起法律和生命之間的關系。

○○○ 權限（potestas）與權威（auctoritas）

羅馬法中，權限是一般行政官員依據其職位所擁有的權限，而權威是界定羅馬家父、元元老院和君主專屬的特權。西方法律一直由互斥亦互補的兩元素構成：一個是嚴格意義的規(guī)范元素（權限），一個是超法律的無規(guī)范元素（權威）。一方面，規(guī)范元素必須要透過無規(guī)范元素才能夠適用（即權限必須要透過權威的授權）；另一方面,無規(guī)范元素也只有在對于規(guī)范之效力的賦予或懸置上運作 (即權威統治[reign]但不治理[govern]）。

3. 討論

○本雅明與施密特“例外狀態(tài)”之爭以及阿甘本的“例外狀態(tài)”

施米特的主權學說要義在于“主權者決斷例外狀態(tài)”。主權問題是關于非常決斷問題，施密特認為法律秩序的基礎在于決斷而不在于法規(guī)，法律只能規(guī)范如何做出決定的程序，但是它本身不能在非常狀態(tài)作出決斷。他提到的“非常狀態(tài)”與“正常狀態(tài)”（即法律主宰政治秩序）相對，也就是例外狀態(tài)。一方面，例外狀態(tài)是指當國家遭遇重大危機時，主權者可以透過宣告例外狀態(tài)來暫停法律的適用，即法律的“懸置“，以獲得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來解除危機，“法律的”被合法地轉化為“政治的”，超越法律之外，不受法律限制。此時主權者合法地外于法律，可以合法地不受法律拘束，成為”活的法律“。另一方面，例外狀態(tài)不同于無政府與混亂，在法律的意義上仍然存在秩序，但此時不是規(guī)范性的法，秩序國家基于自保權懸置了法。

本雅明的法律批判是從與主權針鋒相對的彌賽亞展開對常態(tài)化的例外狀態(tài)的批判，他判定現代政治將例外狀態(tài)常態(tài)化的本質，并試圖以彌賽亞的政治神學對抗主權者對例外狀態(tài)的暴力壟斷。本雅明認為，作為“純粹手段”的暴力，要么是立法暴力，要么就是護法暴力，概莫能外。本雅明希望確認一個外在于法律、超越法律，因此能夠廢除立法暴力和護法暴力相互支撐的法律純粹暴力的存在。本雅明致力于解構法律與暴力的鏈接，希望訴諸純粹暴力對抗法律暴力。

阿甘本將三種語言存在模式與法的對應。語言本身（langue，language）具體言說（parole，speech）和言說指涉（being-named， the referent），語言與事物的現實關系透過”指涉”，法律與事實的現實關系則透過審判的“適用”。在言說與所說之物的關系之外，還存在尚未成話的語言本身與未進入語言的事物。阿甘本認為在語言指涉/法律適用轉向的潛在狀態(tài)就是例外狀態(tài)，法/語言通過懸置（適用/指涉）二保持潛在狀態(tài)。在一切規(guī)范的適用之前，規(guī)范本身必須保持一種潛在狀態(tài)，相對應的“待審狀態(tài)”即例外狀態(tài)。在“懸法“狀態(tài)下，行動”不適用“”豁免“于法律，主權者的行動不受法律約束，人們在該情況下采取必要行動，接近于”主權者的命令“。

阿甘本的例外狀態(tài)理論在基于施密特與本雅明的爭論，兩者的區(qū)別的關鍵在決斷：

1 規(guī)范和例外的界定是否可能？

2 主權作用/主權者的權力的實現是如何進行的？

3 無法狀態(tài)與法的脈絡的可否勾連？

施密特同意，本雅明反對。施密特反對將例外狀態(tài)作為一種法外空間存在，主張納入法律的范圍之內，他認為例外狀態(tài)屬于一法律上的狀態(tài)、主權者是決定例外狀態(tài)的人。主權者可以決定例外狀態(tài)，還具有合法性。而本雅明認為這種主權者的決斷實際上是對生命的暴力，施密特將例外狀態(tài)納入法律秩序的做法是將暴力合法化。阿甘本支持本雅明的立場，他認為例外狀態(tài)介于法和無法之間，主權者可以決定例外行為，但主權者不得不面臨赤裸生命的挑戰(zhàn)和合法性的煎熬。

○○ Space of exception VS State of exception

如果把空間維度引入例外狀態(tài)，可以說例外狀態(tài)是一種封閉的、可供觀賞的空間嗎？對此，有些人認為阿甘本的討論大多是歷史性的，具體而言，很多人即使看到過去悲劇史實的影像記錄（比如戒嚴）仍然會不相信歷史悲劇的殘忍性，Elaine Scarry在研究trauma studies的書The Body in Pain中談到，當人聽到別人的極端痛苦時，第一反應會是懷疑，該書很悲觀地提出他者的痛苦總是無法觸及。而桑塔格甚至提到人們對于他人的痛苦有窺視癖，會隱隱約約享受。同情是無用的且不可能實現的，同情是為了和惡劃清界限，而不是真正想做一些事情。從這一角度而言，例外狀態(tài)似乎是封閉的，對于每個個人來說，他的例外狀態(tài)總是他自己的，對他人的共情總是自我沉浸的。(cf Sara Ahmed: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s關于pain的章節(jié))

而另一些人認為，阿甘本的討論還是哲學的，State of Exception不同于Homo Sacer的一個側重點就是和space的連接，Judith Butler在Precarious Life中闡述了阿甘本從前者到后者進行發(fā)展論述的貢獻，即從enemy bodies到spaces of anomie，阿甘本將國家憲法中的模糊地帶，如難民營、國家邊界的過渡區(qū)等納入進來，闡述了例外狀態(tài)如何通過將一些社會群體排除在國際人權法之外而將其變成bare life。而這些難民營本身也是一種space，我們所有人都會面臨這種space of exception，政治和戰(zhàn)爭的邏輯的區(qū)別不再明顯。把排除出去的狀態(tài)擴展到每個人都有可能面臨的狀態(tài)，我們每個人都有淪為一種例外狀態(tài)和例外空間的可能，從這個角度而言，例外狀態(tài)在空間緯度似乎又是無限開放的。有人因此而提出一種“去中心的治理模式“，比如互聯網，區(qū)塊鏈，但是事實上這些似乎已經被互聯網資本挪用。

○○○ 個人抵抗與國家的例外狀態(tài)

討論會成員大多傾向于認為但個人抵抗權力可以和國家例外狀態(tài)的同等類比。首先，本雅明討論神圣暴力時提到，極權體制會使用這種暴力。法外空間的問題在于不僅是主權者可以使用，在某種程度上也允許主權者之外的人進行使用。在個人抵抗的過程中，BLM和沖擊國會山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bare life本身也可以具有agency進行反抗，例如絕食，甚至通過自殺來擺脫權力對身體的控制；但這種通過否定的方式進行的個人抗爭有些理想化的想象。

大家進一步就什么是個體的例外狀態(tài)進行討論，比如人的存在本身有規(guī)范和失范嗎？可以和國家層面類比嗎？有人提出移民也許是一種個體例外狀態(tài)的體現，個體到一個新空間，不能融入社會，成為當地社會的一個例外狀態(tài)；而尤其是沒有公民權的非法移民，在自我層面，也是一種例外狀態(tài)。有人進一步延伸到難民文學，舉例了一位烏克蘭作家被迫移民的故事，他從當時的蘇聯政體中逃離到英國，自以為在英國非常舒適安逸，直到出現脫歐論調和對移民和難民的仇恨排外，他自己變成一個目標，進入了一種例外狀態(tài)。還有人聯想到殖民地歷史，提到作家聶華苓的童年在租界中度過，被殖民者總是二等公民，代表一種internal displacement，直到逃出租界，聶感到從例外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但因為日本的侵略仍然需要不斷逃逸，這似乎也是一種個人性的例外狀態(tài)。不過有人反對說，例外狀態(tài)這一概念本身是在國家層面討論，如果要對應到個人層面的話，應該是bare life。

而有人提出，阿甘本所稱“例外狀態(tài)”乃是民主國家的一個創(chuàng)建，某種程度似乎影射了非民主國家其實隨時都可以是“例外狀態(tài)”，那該理論是否可以運用與非民主國家/非西方語境呢。對此，有人回應道，阿甘本似乎在試圖制造一種hierarchy，即state of exception在西方民主中的出現更令人震驚，更不可接受的，但其實非西方/極權在他文本中是缺席的。

最后，大家提到個人抵抗走向極權的危險。歷史上先進的領路人逐漸排除異己、進行權力斗爭、走向極權的例子不在少數，所以把個人作為抵抗例外狀態(tài)的同時要警惕發(fā)展成集權、從革命走向反革命的風險，這或也是Maoism強調不斷革命的原因。有人認為“革命意味著要不斷地去除當權者“的觀點太過消極，但有人提出這恰恰是比較積極的一面，民主需要一個過程，而不是被特定的權力者攛掇話語，導致體制的僵化。而且不同時代有對于理想政治的不同構想，政治的過程也就是不斷更新的抗爭過程。還有人對該前提進行質疑，提出“革命的目的是去除當權者還是建立新的當權者”的疑問。

4. 例外狀態(tài)在中國

隨后我們討論了具有中國案例的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2004）一書。

該書作者將強制勞動的歷史向前追溯到古代，認為這種延續(xù)至今的現象，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使然。

首先就方法而言，大家質疑該書是否有歐洲中心主義之嫌。

該書作者挑戰(zhàn)了Shoshana Felman和Dori Laub兩位大屠殺研究奠基性人物對于猶太種族滅絕“historically impossible, an event without a referent”的描述，原因是希特勒早在寫于1925年的自傳Mein Kampf中就提到了他對于猶太人的屠殺計劃是以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為范本進行規(guī)劃的，大屠殺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也在后期被很多尤其是后殖民學者批判。尤其是因為與大屠殺類似的暴力在殖民行動中也有出現，大屠殺研究者把大屠殺特殊化，似乎有無視或抹殺非歐經驗的嫌疑。且篇首簡要談到“命名”問題，是稱為concentration camp, 還是勞教(p4)，concentration camp 一詞在西方語境里可以對應納粹時期對于猶太人的處置。書名用了Prison camp，但是在論述開始還是用concentration camp鋪路，也似乎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偏向。

但有人指出，正如前言中作者表面O’Brien指出法國的remolding制度與英國大相徑庭，作者其后在p12明確指出，西方的實踐雖然與中國相似，但并不能說明中國受西方影響很大，作者認為中國的remolding實踐還是實際上是根植于自己清代的懲罰傳統，例如鞭刑、棍刑等。

此外，有人提出勞改體制的現代起源和思想改造之間的關系似乎還值得進一步討論，思想作為生命政治的特定目標，是否對生命政治的形式本身產生了影響？勞改究竟是一系列“繼承”和“慣性”，還是本身包含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哲學？

對此，有人從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對勞動的推崇角度入手，提出人通過勞動改造自然世界的過程中，也會改造自身。人的抽象勞動定義了人本身。人即是主體也是客體。此外，這與毛主義對上層建筑的關注相關。即使經濟基礎改造成公有制，思想層面若不改造，資產階級思想仍然會復辟，改變公有制基礎。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中談到要建立思想文化的軍隊，文化上的軍隊是更強大的軍隊，小資產階級作家是脫離群眾的，思想改造和身體力行的改造是徹底結合在一起的，才能創(chuàng)造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文化動員力量也是中共贏得聲望的一個原因。而在蘇聯社會中，這種思想改造也是有運用的，讓反革命分子勞動就是要限制他們的勞動形式、時間和方式，從而將反革命分子劃歸到無產階級。經過這個形式徹底將其改造成受無產階級領導的一份子。

有人提出從標題入手，指出作者在序言部分提到福柯的great confinement，并在標題用了confinement一詞，顯然是有引用�？赂拍钪�，所以理解福柯的the great confinement有助于理解作者邏輯。為什么要通過勞動來進行改造？�？略贛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提出the great confinement時指出，17世紀巴黎的醫(yī)院confinement的建立不是為了照顧病人，而是將無所事事的人如流氓、乞丐轉化為勞動力，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問題，因而其本質一開始是經濟機構，目的在于減少勞動力損失，后來才轉型成對精神病人和瘋人的管理，這是遵循資本主義追求效率和財富的經濟原理。那為什么要塑造思想呢？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統治。啟蒙時代人們對于自由、平等、理性的追求導致了統治者思想統御的需要。不同于血腥地可以通過公開砍頭等刑罰鞏固權力的古代統治方式，現代權力是隱秘性的、不被看見的、但是有震懾力的，一方面監(jiān)獄的隱秘性對在監(jiān)獄之外的人有威懾力，另一方面，在監(jiān)獄里如果不進行思想改造，犯人們產生新的革命思想，則有可能會引發(fā)新的集體暴力，于是現代的監(jiān)獄逐漸接近邊沁式的。沒有思想改造，現代監(jiān)禁制度無法運行，因為失去了直接暴力的威懾。

下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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