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位76歲的老人臨終前把兒女叫到床前，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布包，里面是幾張發(fā)黃的存折。

他數(shù)了數(shù)說，六千里，全交給國家，拿去建學校。

孩子們沒有一句怨言，照辦了。

這個老人就是饒思誠，江西省副省長，南昌起義的參與者，陳賡大將的生死之交。

臨川一座叫饒家村的小村子里，他住了一輩子破房子，存折上的每一分錢都是他從牙縫里省下來的。

他不是沒有親人，他只是覺得，還有更多孩子比他更需要這筆錢。

1882年，饒思誠出生在江西臨川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nóng)民家庭。

父母早亡，靠伯父拉扯大。

21歲考中秀才，本打算走仕途，誰知科舉制度廢除了，他成了中國最后一批秀才。

可他沒有怨天尤人，轉(zhuǎn)身考進師范，畢業(yè)后回到家鄉(xiāng)當了堂長。

那時候窮人家的孩子讀不起書，他自己掏腰包辦義學會，挨家挨戶勸家長把孩子送來。

鄉(xiāng)親們說，饒先生自己住得跟叫花子似的，把房子都漏風了，他卻笑著說，破房子光線好，看書亮堂，還不擾民。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已經(jīng)教了半輩子書的饒思誠徹底坐不住了。

他從一個教書先生變成了革命者，在課堂上給學生講馬克思主義，領(lǐng)著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

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他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共產(chǎn)黨這邊。

南昌起義爆發(fā)那天，他是幕后的組織者之一，也正是在那場起義中，他認識了陳賡。

兩人一見如故，成了莫逆之交。

起義失敗后，饒思誠身患肺病，咳著血回到老家。

可他沒放下手里的筆，一面教書，一面偷偷傳播革命思想。

學生段錫朋后來當了很大的官，有人勸他找學生謀個差事。

他說：“我教書是為了讓學生明事理，他們當了官，是替國家做事，不是替我們家當差?！?/p>

他的外孫年紀輕輕當了保長，他氣得指著鼻子罵：“你無非是不想干活，想吃冤枉、欺負老百姓。回家把鞋脫了下田，我才認你這個外孫?！?/p>

外孫當場辭了保長，老老實實種地去了。

1949年南昌解放，陳賡率軍進城后第一件事不是去指揮部，是問人打聽饒思誠還在不在。

聽說老友還活著，他驅(qū)車直奔饒家村。

推開那扇破木門，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饒思誠，陳賡紅了眼眶。

他掏出200塊銀元遞過去說：“老兄，這些年苦了你了。”

饒思誠推回去說：“我不苦，前線戰(zhàn)士才苦。這錢你替我?guī)Ыo他們。”

陳賡拗不過，只好收下。

后來新中國建立，陳賡力薦饒思誠出任江西省副省長。

有人不服，說他一個老秀才懂什么。

陳賡拍桌子：“他懂中國農(nóng)民心里想什么，這就夠了?！?/p>

當了副省長的饒思誠，日子還是過得跟老農(nóng)民一樣。

住在舊房子里，穿著布衣布鞋，出門從不帶警衛(wèi)。

有人勸他給子女安排個好工作，他搖頭說：“我的職務(wù)是人民的，不是家族的。他們有手有腳，自己掙飯吃?！?/p>

1950年抗美援朝，他把亡妻留下的金鐲子捐了，又把大兒子送上前線。

身邊人勸他留一個在身邊照應(yīng)，他說：“國家有難，自己的孩子不上，誰上？”

1958年饒思誠病重，住院期間他反復念叨的不是自己的病，是老家那些讀不起書的孩子。

“我們這代人吃了沒文化的虧，不能讓孩子們再吃。”臨終前他把省吃儉用攢下的6000元全部捐給了國家用于學校建設(shè)。

送葬那天，村子里來了好多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抱著孩子。

他們不是來送副省長的，是來送饒先生的。

他活著時，村里人叫他饒先生；他走了，村里人還是叫他饒先生。

在他心里，這是比“省長”更重的稱呼。

饒思誠這一輩子從清末秀才到新中國副省長，從私塾先生到革命者，身份變了很多次，可骨子里的東西沒變過。

他始終是個教書匠，一生都在做一件事：讓更多人明事理。

他給自己的子女什么都沒留下，可那個布包里的6000塊錢，后來變成了臨川好多孩子的新學校。

直到今天，還有人記得這件事。

下課鈴響起來的時候，有孩子在操場上跑。

那些笑聲，隔著這么遠，他大概也能聽見。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