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婚戀網站，王女士（化姓）認識了自稱未婚的上市公司原高管張某（化姓）。然而，在發(fā)生關系后，她發(fā)現(xiàn)張某早已結婚。王女士向張某所在公司舉報，后公司與張某解聘。雙方在公開社交平臺、私下交流中都曾受到攻擊，均向對方提起民事訴訟。

一份終審判決書認定，王女士舉報內容不涉及名譽權、隱私權侵權，但公開發(fā)言中的一句被認定具有人格侮辱性質的言辭讓她被判賠1000元。另一份因上訴而未生效的一審判決書認定，張某的行為侵犯了王女士的身體權及人格尊嚴，被判賠償5000元。

▲雙方相識的聊天記錄 圖據(jù)王女士

張某曾報案稱王女士找人代發(fā)短信，干擾其正常生活，她因此被行政拘留5日。

對于雙方糾紛具體情況等，記者曾多次致電、發(fā)短信詢問張某，張某表示王女士的說法不實，但不愿意接受采訪。

三年來，圍繞此事已發(fā)生兩起民事訴訟、一次行政處罰，情感糾紛的法律邊界在哪？

交友時稱未婚、事后發(fā)現(xiàn)已婚

女方一年后舉報，公司調查后解聘

王女士與張某在婚戀網站相識。據(jù)生效判決書，2023年3月18日，張某曾說“雖然挺想和你認識，但是異地戀挺辛苦的”“可以加個微信”。微信上，雙方相互詢問婚姻狀況，均表示自己“未婚”。

2023年“五一”假期，張某來到了王女士所在的城市，雙方同住四天。但在張某離開次日，兩人關系迅速變化。據(jù)生效判決書，2023年5月4日，張某曾不回消息、拒接電話，稱“超忙”“你為什么這么逼迫”等。在多次追問中，張某曾拉黑王女士。接下來數(shù)日中，王女士發(fā)消息控訴張某的行為，提及會聯(lián)系張某公司等，張某言辭激烈地回復了她，亦稱“XX企業(yè)里，怎么會出現(xiàn)你這么一個XXX的人”“用你所有的生活圈子當賭注，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等。

▲雙方短信往來 圖據(jù)王女士

王女士回憶，2023年5月23日，出于對身體情況的擔憂，她曾找人跑腿去張某公司送信，卻得知張某已婚。聊天記錄顯示，跑腿的人稱了解到有自稱張某老婆的人來過，建議王女士向警方報案，王女士稱“報警了已經”。據(jù)生效判決書，同日，王女士給張某發(fā)短信“你原來已婚了”。

在后來的庭審中，張某曾辯稱，基于交友目的，他在婚戀網站上提供了自己的聯(lián)系方式，當時由于夫妻感情不和處于分居狀態(tài)、已經著手處理離婚事宜，而在雙方見面后，他告知自身的婚姻情況，認為雙方不合適，主動疏遠關系。

2023年6月，王女士向張某公司管理人員反映情況，后張某向王女士返還同居支出一千元。平靜近一年后，王女士正式向張某公司舉報，“他騙我說他有外債，我就怕他丟掉工作。到了2024年5月，我突然發(fā)現(xiàn)他是某個年度人物，年薪原來有一百多萬，我就想他也配。”

據(jù)生效判決書，公司管理人員就王女士舉報內容開展了調查。公開資料顯示，2024年9月，因張某個人原因，公司同意解聘張某職務。

因“發(fā)短信干擾對方生活”

被行拘5日

2024年，從公司管理人員開展調查到解聘之間的4個月，王女士嘗試了不同方式“要求張某道歉”。

據(jù)生效判決書，就張某的情況，王女士多次寫郵件，同時發(fā)送給張某、抄送給張某所在公司管理人員。

王女士稱，張某拉黑了自己，她開始找人向他代發(fā)短信“要求道歉”。據(jù)生效判決書，這些短信內容包括要將張某的情況發(fā)布在微博上、準備在張某公司抖音和公眾號進行評論、準備帶著張某貼身衣物去張某公司等。她稱自己總共找人代發(fā)了二十余條短信，“張某不斷辱罵恐嚇我�！�

對于“辱罵恐嚇”情況，除了2023年雙方往來外，王女士稱，2024年6月開始，張某在社交平臺不斷曬出與女性共處的照片等，“天天（配文）‘甜甜的’”，“目的是刺激我�！彼鼍叩慕貓D顯示，在相關照片下方，有其他用戶評論了疑似對王女士的辱罵內容。另有截圖顯示，疑似該評論用戶還向王女士私聊了多條辱罵性質消息。相關截圖均未顯示具體發(fā)生日期。2026年4月，記者未能檢索到相關視頻及評論，亦無法確認視頻賬號、評論賬號具體身份。

生效判決書顯示，張某發(fā)布過與女性碰杯圖片的視頻，配樂“甜甜的”。王女士找人代發(fā)的短信中，曾提及“秀恩愛，慢慢秀”“別停！甜甜的！”等。

2024年10月，王女士被行政拘留5日。由西湖公安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稱，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期間，王女士因感情糾紛，多次以發(fā)送短信息、電子郵件等方式，干擾張某正常生活，屬情節(jié)較重。

對此，王女士認為，自己自2023年起多次向杭州玉泉派出所報案，張某的辱罵、欺騙行為均未被處置，她質疑接報案方面及處罰上存在問題，雖未申請行政復議，但多次投訴。

▲王女士收到的答復

她出示的記錄顯示，2025年8月12日，西湖公安曾答復，收到其提出“多次向玉泉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均置之不理”的事項，已由玉泉派出所按照法定程序辦理，不過該答復在次日被撤銷。2025年9月28日，西湖公安答復，經查，某外地公安（注：王女士所在地）已作出不予立案處理決定。王女士出示的回執(zhí)顯示，2024年11月，其所在地公安曾對她報稱被侮辱案出具受案回執(zhí)，她表示最后確實未予立案。

▲王女士收到的答復

2025年10月10日，西湖公安答復，經查，2024年8月27日，玉泉派出所接張某報案，經調查取證發(fā)現(xiàn)，王女士有違法嫌疑，2024年10月21日，西湖公安對王女士作出拘留五日的行政處罰決定，并于同日送杭州市拘留所執(zhí)行�！�2025年4月至今，西湖分局信訪部門負責人多次與你電話聯(lián)系開展釋法明理，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于法有據(jù)，未發(fā)現(xiàn)存在錯誤拘留的情況。”

記者從西湖公安處了解到，王女士反映的張某情況由王女士所在地公安進行了處理。西湖公安在調查、處理案件過程中依法依規(guī)，也已多次聯(lián)系溝通當事人，她反映的事項已依法核查辦結。如果王女士對處理結果有異議，可依法向上級公安機關申請復核，也可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或正常信訪渠道依法理性反映訴求。

互相提起民事訴訟

女方被判名譽權侵權，男方一審被判人格權侵權

報案之外，雙方又輪番提起了民事訴訟。2024年，張某提起訴訟，認為王女士存在詆毀、侮辱和誹謗等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和隱私權。2026年，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

法院認為，王女士進行舉報的郵件、在網絡發(fā)布的言論或評論中，針對張某隱瞞已婚事實與其交往，認為張某玩弄感情、騙財騙色，事后對自己言語威脅、辱罵等，對張某人品進行了主觀評價。從雙方溝通交流內容來看，王女士的陳述有一定事實基礎。對張某個人品德進行評價，是她作為當事人對所遭受境遇的主觀評述，不具有侵犯名譽權的故意，不能認定侵犯了名譽權。

另外，公民有權向有關部門或單位報告違法、違紀或犯罪行為，并提供相關線索和證據(jù)，要求進行調查和處理，王女士向張某單位領導反映情況、提供佐證是行使舉報的權利。相關行為未被認定名譽侵權，亦不能認定侵犯隱私權。

▲生效判決書部分內容

不過，在公司發(fā)布公告與張某解聘后，2024年9月，王女士對相關新聞進行了評論，提及“喜歡XX就多X點唄，沒人跟你搶”，被認定具有人格侮辱性質，構成名譽侵權。因此，王女士需要賠償張某經濟損失1000元，并在網站公開賠禮道歉。

2025年，王女士起訴了張某，認為張某以欺騙手段發(fā)生關系，侵犯了身體權利，存在辱罵、威脅恐嚇等，為報復自己而起訴、報案，造成被拘留五日的嚴重后果，侵犯了自己的人格權。2026年，北京市西城區(qū)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紅星新聞記者了解到，法院認為張某隱瞞真實婚姻情況，明知王女士是以結婚為目的的交往，卻未如實告知已婚現(xiàn)狀、發(fā)生關系，并向王女士發(fā)送辱罵信息，可以認定侵害了王女士的身體權和人格尊嚴。

但由于王女士未舉證張某行為造成了社會評價降低，無法認定名譽權因此受損。行政處罰系行政機關基于王女士個人行為作出的行政行為，非張某個人行為所致。

結合整個事件發(fā)生經過及此前已生效裁判文書確認，王女士在整個過程中亦具有過錯，適當減輕張某侵權責任，判決張某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書面賠禮道歉。

對此，王女士無法接受自己被認定“亦具有過錯”而減輕張某責任，已提起上訴，目前二審尚未開庭。

對于雙方糾紛具體情況、王女士所述的代發(fā)短信情況，記者曾多次致電、發(fā)短信詢問張某，張某表示王女士的說法不實，但不愿意接受采訪。

紅星新聞記者 陳馨懿

編輯張尋

審核 馮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