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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讓保鏢扇我5耳光,女秘書這才消停,丈夫扔給我50萬:一巴掌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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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

那張銀行卡扔在茶幾上的聲音,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

劉駿從西裝內袋里取出那張卡,手腕一甩,卡片在玻璃茶幾上滑出一道弧線,停在我面前。

他低頭看我,神情比看一份廢棄合同還要漠然,開口說道:

"一巴掌10萬,五巴掌50萬,你沒吃虧。"

我抬頭看他。

臉上的灼痛還沒散,耳朵里還有嗡鳴。

我沒有哭,也沒有罵,就那么看著他。

他大約以為我會撲上來撕他,或者跪下來求他。

他等了幾秒,什么都沒發(fā)生。

我把卡拿起來,揣進口袋,站起身,走進臥室,把門帶上。

他在外面沉默了片刻,然后我聽見他上樓的腳步聲,一步比一步沉。

那天夜里,我對著臥室的穿衣鏡站了很久。

鏡子里的女人,臉頰紅腫,頭發(fā)微亂,眼神卻出奇地平靜。

我拿出手機,撥出一個號碼。

電話接通,我只說了三個字:

"可以了。"

沒有人知道,我等這三個字,等了整整三年。



故事要從那天下午說起。

那是一個普通的秋日,陽光從劉氏集團總部大樓28層的落地窗斜斜打進來。

我夾著一份合同文件走出電梯,準備去法務部蓋章。

我在劉氏集團掛著"法務顧問"的名頭,實際上什么事都管不了。

劉駿當初讓我留在公司,不過是方便掌控,方便隨時把我擺在眼皮子底下。

走廊里有幾個員工在低聲說話,見到我,立刻噤聲,各自低頭走開。

我早就習慣了這種反應。

嫁給劉駿三年,我在這棟樓里的處境,比一個外來的甲方代表還要尷尬。

蘇妍就是在這個時候從轉角走出來的。

她穿一件藏青色的小西裝,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手里夾著一疊文件,走路帶風。

她一眼看見我,腳步頓了頓,隨即揚起嘴角,走過來站定在我面前。

蘇妍用一種悠閑的語氣開口,沖我說:"喲,你今天怎么親自跑來了?"

我沒有停步,只是掃了她一眼,打算繞過去。

她側身擋住我,繼續(xù)說:

"聽說你最近在家養(yǎng)病?劉總可是天天在公司忙到深夜,你這個做太太的,也不知道心疼。"

我停下來,平靜地看著她。

她嘴角的弧度更深了,聲音也放大了幾分,顯然是說給走廊里的所有人聽。

蘇妍把手里的文件往腋下一夾,昂著頭說:

"你也別怪我說話直,劉總身邊需要的是能幫上忙的人,不是整天掛著太太名頭的擺設。"

走廊里有人偷偷回頭張望。

我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只是目光直直地落在她臉上,一眨不眨。

這種沉默讓她有些不適,她向前邁了一步,聲音拔高:

"你瞪什么瞪?你還想怎么著?"

她猛地往后退了一步,隨手抓住旁邊經過的一個男員工的胳膊,叫起來:

"她推我!你們都看見了吧,王夢推我!"

走廊里的幾個人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敢說話。

劉駿辦公室的門在這個時候開了。

他走出來,西裝筆挺,神情冷淡,目光從蘇妍身上掃過來,落在我臉上,停了不到一秒。

蘇妍立刻轉過去,委屈巴巴地開口,拉住劉駿的袖子說:

"劉總,你來評評理,王夢當著這么多人的面推我,我這胳膊都疼了。"

劉駿低頭看了看她,目光重新移向我,平靜,漠然,帶著一絲他自己都沒察覺到的厭倦。

他側頭,對站在身后的保鏢許康點了點頭。

許康走過來了。

他是劉駿的私人保鏢,1米85的個頭,沉默寡言,從來不多說一句話。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來,停頓了大約兩秒。

然后他抬起手。

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第五下。

每一下都不重,但每一下都清晰。

走廊里徹底安靜了,安靜得連遠處空調的嗡嗡聲都聽得見。

我沒有動,沒有躲,沒有叫。

我站在原地,感受著左臉頰傳來的灼燒感。

耳朵里一陣嗡鳴,視線慢慢模糊,又慢慢清晰。



蘇妍在一旁抿著嘴,眼睛里有藏不住的快意。

她挽上劉駿的手臂,用一種勝利者的語氣低聲說:

"劉總,我們進去吧,合同還沒簽完。"

劉駿轉身,走回去了。

蘇妍跟在他身后,走進辦公室,門關上了。

走廊里的人還站著,沒有一個人說話,沒有一個人敢看我。

我在原地站了幾秒,低下頭,把夾在腋下的合同文件整了整。

然后我轉身,朝電梯方向走去。

沒有一個字。

那天下午,我坐在車里坐了很久。

停車場里光線昏暗,周圍沒有人。

我把手放在腿上,感受著臉上的灼熱慢慢消退,留下一片又癢又麻的感覺。

我沒有哭。

不是因為不疼,是因為哭不出來。

三年了,有些地方早就磨出了繭子,不再覺得疼了。

我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想起三年前父親把我叫進書房時說的話。

父親把一份合同推到我面前,沉聲說:

"劉家的事你知道,劉老爺子走之前資產被人做了手腳,劉駿一個人撐不住,王家出面,條件是聯(lián)姻。"

我當時看著那份合同,問父親:"我嫁過去,然后呢?"

父親沉默了片刻,然后說:"然后,你就是劉太太了。"

他沒有說,嫁過去之后會怎樣。

他也不需要說,商場里的聯(lián)姻本來就沒有"怎樣",只有"值不值得"。

我簽了。

婚后第一年,劉駿對我還算客氣,不冷不熱,維持著表面的夫妻體面。

第二年,蘇妍進公司,他開始夜不歸宿。

第三年,我成了那個走廊里誰都敢低頭繞開的"劉太太"。

我早就想清楚了。

這段婚姻,我進來是為了王家,出去,我就得為了自己。

我從來不是在忍,我是在等。

傍晚,我回到家,劉駿已經坐在客廳里。

他西裝還沒換,靠在沙發(fā)上,手邊放著一杯沒動的茶。

他側過臉看我進來,目光在我臉頰上停了一秒,又移開了。

他沒有說"對不起",也沒有說"你怎么樣"。

他從西裝內袋里取出那張銀行卡,手腕一甩,卡片在玻璃茶幾上滑出來,停在我面前。

劉駿靠著沙發(fā)背,平靜地說:"一巴掌10萬,五巴掌50萬,你沒吃虧。"

我低頭看了看那張卡。

茶幾上的燈光把卡面照得很清楚,是那種普通的銀行儲蓄卡,沒有名字,沒有溫度。

我把卡拿起來,揣進口袋,站起身,走進臥室,把門帶上。

背后傳來劉駿短暫的沉默,然后是他上樓時皮鞋踩在地板上的聲音,一步比一步重。

我站在臥室的穿衣鏡前,看著鏡子里的自己。

臉頰上有五道淺淺的紅印,下巴的線條還算平穩(wěn),眼神出奇地清醒。

我站了很久,站到外面的腳步聲徹底消失,站到樓上的燈光從門縫底下的光影里消失。

然后我拿出手機,撥出一個號碼。

電話兩聲就接了,那邊只說了一個字:"嗯。"

我也只說了三個字:"可以了。"

電話掛斷,我把手機放在床頭柜上,躺下去,睜著眼睛看天花板。

臉上還有點麻,心里卻很平靜。

平靜得出奇。

我和劉駿之間,從來就沒有過愛情這件事。

三年前的那個秋天,劉駿穿著深色西裝出現(xiàn)在王家的客廳里,他坐在父親對面,兩個人談的是股權,談的是注資比例,談的是林顧兩家未來的合作走向。

我在那場談話里的作用,不過是一個附加條款。

婚禮辦得很體面,劉氏集團的大廳里擺了五十桌,賓客里有市里的商界名流,有劉駿的生意伙伴,也有王家從各地趕來的親戚。



我穿著那件定制的白色婚紗站在臺上,劉駿握著我的手,表情是他那種慣常的平靜。

臺下有人在拍照,有人在舉杯,有人在低聲說,劉太太真年輕,笑起來真好看。

我當時確實在笑,只是沒有人知道我笑什么。

我在心里把那一天當成了一個合同簽訂日。

婚后第一年,劉駿偶爾會在晚飯的時候回來。

兩個人坐在餐桌兩端,保姆把菜端上來,我們對著菜說幾句話,然后各自散去。

這已經是那段婚姻里,最接近夫妻的時候了。

第二年,蘇妍進了公司。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劉駿的一次商務宴請上。

她穿了一件淺粉色的小禮服,妝容精致,站在劉駿身邊,給賓客倒酒,笑容甜美,眼睛里卻有一種算計過后的沉靜。

那天晚上回家,我沒有說什么,劉駿也沒有解釋什么。

一切就這么開始了。

夜不歸宿是從那年冬天開始的。

起初劉駿還找理由,說工程項目趕進度,說合作方臨時變動,說在外面陪客戶喝酒睡著了。

后來連理由都省了,手機直接不接,到第二天早上才推門進來,換件衣服,去公司。

我有一次在他西裝口袋里發(fā)現(xiàn)了一根女式發(fā)卡,磁扣上貼著一顆碎鉆,是那種年輕女孩會戴的款式。

我把發(fā)卡放回去,沒有說話。

不是忍,是因為我知道,這個時候鬧,對我沒有任何好處。

蘇妍不是笨人,但她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她太急了。

她進劉駿公司的第一年,還能沉住氣,把"秘書"這個角色演得滴水不漏。

協(xié)議簽署、行程安排、接待賓客,她做事利落,讓劉駿覺得省心,讓外人覺得專業(yè)。

但到了第二年,她開始露出真實的面貌。

公司里的人都知道她和劉駿的關系,這不是秘密,只是沒有人敢公開說。

她開始在茶水間跟同事提"劉總的口味",開始在公司年會上以"劉總身邊的人"自居,開始在一些重要的飯局上直接以女主人的身份替劉駿招待客人。

她要的,是那個名分。

有一次,我在公司的停車場遇見她。

她剛從劉駿的車上下來,看見我愣了一秒。

然后不疾不徐地整了整頭發(fā),走過來,當著保安的面,對我說:

"太太,劉總今晚有宴請,讓我提前跟您說一聲,不用等他吃飯了。"

我看著她,平靜地回答說:"謝謝你告訴我。"

她走了,保安低著頭,裝作沒聽見。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到她的野心有多大。

她不只是想要劉駿,她想要的是劉駿背后的整個位置。

劉駿不是看不出來,他只是不在乎,或者說,他覺得自己把一切都控制在手里,沒有什么能失控。

他習慣了這種掌控感,對我是這樣,對蘇妍也是這樣。

在他的邏輯里,蘇妍是一枚好用的棋子。

用來轉移視線、處理事務、填補他生活里那些不需要動腦子的空缺。

至于我,是一枚更大的棋子。

用來穩(wěn)住王家那邊的關系,維持集團表面的體面。

他從來沒有想過,棋子也會翻盤。

走廊里那五個耳光之后,蘇妍在公司里的氣焰比之前更盛了。

第二天一早,她直接讓前臺幫她把一盆綠植搬進了劉駿的辦公室。

說是"劉總喜歡綠色,讓我?guī)退贾靡幌颅h(huán)境"。

行政部的人沒敢攔,眼睜睜看著那盆綠植進了總裁辦公室。

出來的時候,蘇妍還順手把劉駿原來秘書放在走廊邊的那把備用椅子移進去了。

助理趙勇看在眼里,后來悄悄跟我說。

那天中午,蘇妍在行政部當著五六個人的面,問有沒有人認識好的裝修公司,說總裁辦公室的格局該改改了。

趙勇說完,沉默了片刻,問我:"王總,您…沒事吧?"

我低頭整理桌上的文件,隨口答道:"我沒事,你去忙吧。"

趙勇走了,我抬起頭,看了看窗外。

樓下是這座城市的主干道,車水馬龍,人聲嘈雜,和每一個普通的工作日沒有任何區(qū)別。

我在心里默默算了算日期,離我計劃中的那個節(jié)點,還剩最后三天。

那三天,我表現(xiàn)得很平常。

每天正常上班,正常處理手頭的法務文件,中午去公司附近的面館吃一碗清湯面,下班前把桌上的東西收拾得干干凈凈。

同事們看我的眼神,有同情,有幸災樂禍。

有些人故意繞遠路不走我這邊,有些人則用一種復雜的表情朝我點點頭。

我都笑了笑,沒有多說什么。

劉駿那三天也沒有找我說話。

他早出晚歸,有時候在我還沒起床的時候就已經走了,有時候半夜才回來,在樓下客廳里坐一會兒,然后上樓。

偶爾我們在走廊里碰見,他側身讓開一步,我從他身邊走過,兩個人都不說話。

就像兩個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第三天晚上,我在臥室里把最后幾樣私人物品整理進了一個行李箱。

不多,一個中等大小的行李箱,裝的都是我自己的東西。

證件、幾件換洗衣服、一個舊皮質日記本、還有一些從娘家?guī)н^來的小物件。

我在這個家住了三年,帶走的東西,裝進一個行李箱都沒裝滿。

我站在臥室中間,環(huán)視了一遍這個房間。

米白色的墻,定制的實木床架,床頭柜上的臺燈,窗簾,衣柜,梳妝臺。

這些東西都是劉駿的,或者說,都是這段婚姻的。

跟我沒有任何關系。

我拿起手邊的那張銀行卡,看了一眼,把它放在了床頭柜上。

沒有拿走。

我不需要那50萬。

那50萬是劉駿用來堵我嘴的,我一分不取,是因為我要讓他知道,他這輩子欠我的,不是用錢能算清楚的。

第四天一早,我比平時早起了一個小時。

我把行李箱拉到門口,對著客廳的方向站了片刻。

茶幾上,那張銀行卡還放在床頭柜上,我沒動它。

客廳里靜悄悄的,劉駿的房間還沒有動靜。

我打開門,拉著行李箱走了出去。

門在背后帶上的時候,發(fā)出了一聲輕響。

就這么一聲,三年。

我說過,那晚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了三個字,"可以了"。

接電話的那個人,叫裴司。

認識裴司,是在我婚前的第三個月。

那時候聯(lián)姻的事已經定下來,我還沒嫁進劉家。

父親讓我去參加一個商業(yè)論壇,說是"多認識幾個行業(yè)里的人,以后有用"。

我坐在那個論壇的后排,對臺上的演講沒什么興趣,正低頭看手里的文件,旁邊坐下來一個人。



他沒有打招呼,安靜地翻開手里的議程冊,看了一會兒,然后側過臉來,用一種平靜的語氣開口,問我:

"你是王家的小女兒?"

我看了他一眼,回答說:"是,你怎么知道?"

他把議程冊收起來,說:

"我認識你父親,在兩年前的一個飯局上見過你,你當時陪你父親來的,坐在角落里,一直在看書。"

我想了想,有點印象,問:"你是裴司?"

他點了點頭,沒有再多說什么。

后來的兩個月里,我們有過幾次零星的接觸,都是在商務場合,都不長,說的也不過是一些行業(yè)里的常規(guī)話題。

但有一次,我們在一個飯局散場后,被同一撥人留下來繼續(xù)喝茶,兩個人在角落里坐著,談到了半夜。

那次我們聊了很多,聊商業(yè),聊城市里的樓市走向,聊一些彼此都讀過的書,聊父母那輩人對婚姻的態(tài)度。

快散場的時候,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真的打算嫁給劉駿?"

我想了想,回答說:"合同已經定了。"

他沉默了幾秒,說:"合同可以有終止條款。"

我當時笑了,說:"但得有合適的觸發(fā)節(jié)點。"

他就那么看著我,過了片刻,說:"如果你有一天需要幫忙,可以告訴我。"

我們就這么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聯(lián)系。

他沒有試圖讓我放棄那段婚姻,我也沒有把他當成一個退路。

直到三年后的那個秋夜,我打出那個電話,他接了,我說了三個字。

他明白那三個字意味著什么。

因為早在一年前,我們就已經悄悄在民政局辦好了登記。

是的,一年前。

那是在劉駿某一次出軌的證據(jù)被我記錄下來后的第三天。

那天下午,我和裴司在民政局的窗口排了二十分鐘的隊,拿到了那本紅色的證件。

沒有儀式,沒有宴席,沒有任何人知道。

我把那本證件壓在了法務室一個沒人去動的檔案柜的最底層,等著那個節(jié)點到來。

那個節(jié)點,就是那五個耳光,就是那張被扔出來的銀行卡,就是劉駿以為自己把一切都封堵干凈之后,最放松、最疏忽的那一刻。

劉駿讓趙勇訂好了餐廳。

是一家他們常去的粵菜館,包廂是劉駿的長期包間,窗朝南,能看到樓下的街景。

他讓趙勇打王夢的電話,通知她中午去吃飯。

趙勇?lián)苓^去,忙音。

又撥,還是忙音。

趙勇走進劉駿的辦公室,站在門口,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后開口,低聲說:

"劉總,王總的電話打不通。"

劉駿把手邊的文件翻過去,沒有抬頭,說:"再打。"

趙勇出去,又打了三次,還是無人接聽。

他重新走進去,這一次聲音更低了,說:

"劉總,打不通,我去法務部問了一下,說王總今早沒來上班。"

劉駿停下來,抬起頭,目光盯著趙勇,問:"沒來?"

趙勇點了點頭,補充說:"前臺說,王總早上來過,把工牌交還給前臺了。"

劉駿把手里的文件放下來。

他站起身,走去拿外套,對趙勇說:"去王總的辦公室,看看。"

王夢的辦公室在27層,一個朝北的小間,不大,靠墻放著一排書柜。

他們去的時候,門是虛掩著的。

劉駿推開門,站在門口看了一眼。

桌上的東西不見了,筆筒空著,電腦旁邊那個她常放私人文件的手風琴夾也不見了,書柜上幾本法務手冊還在,但她放在里面的那本紅色軟皮記事本沒了。

劉駿走進去,在桌上掃了一遍。

桌子正中間,放著一個信封,厚厚的,沒有封口,只是壓著,沒有名字,沒有任何字樣。

他拿起來,打開,里面的東西讓他倒吸一口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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