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8日，香港九龍油麻地的夜色濃得化不開。

晚上十點，新英公司少東家黃應求與兩位友人走出街角的宵夜檔.

他揮了揮手與友人作別，坐上自己的黑色轎車，引擎輕響，朝著位于淺水灣的家駛?cè)ァ?/p>

沒人知道，這一去，便是永別。

黃應求失蹤的消息，直到次日清晨1959年6月19日才傳到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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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人發(fā)現(xiàn)書房的燈亮了一夜，轎車卻未駛?cè)胲噹?，撥打他的電話始終無人接聽，四處問詢，昨晚與他宵夜的友人只說看著他駕車離去，再無蹤跡。

年過半百的黃錫彬捏著電話的手不停顫抖。

這位白手起家的石油大亨，一手創(chuàng)辦新英公司，成為美孚石油香港總代理，在香港商界叱咤風云，可面對兒子的失蹤，卻只剩下無盡的慌亂與焦灼。

警方接到報案后，迅速展開調(diào)查，排查了黃應求當晚的行車路線、接觸人員，甚至動用了便衣警員走訪油麻地至淺水灣的每一個角落，可如同石沉大海，沒有任何線索。

黃應求并非紈绔子弟，1915年出生的他，曾在二戰(zhàn)期間擔任盟軍翻譯，精通英、法兩國語言，戰(zhàn)后便回到父親身邊打理生意，為人謙和，極少與人結(jié)怨。

這樣一個人，怎么會憑空消失？

三天后的清晨，1959年6月21日黃家的傭人收到一個沒有寄件人地址的牛皮紙包裹，沉甸甸的，散發(fā)著淡淡的血腥味。

傭人不敢擅自拆開，連忙送到黃錫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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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錫彬顫抖著撕開包裹，眼前的一幕讓他瞬間癱坐在椅子上.

包裹里，赫然是一雙血淋淋的人耳，耳廓上的那顆黑痣，與黃應求左耳的痣一模一樣，黃家人一眼便認出，那是黃應求的耳朵。

包裹里還有黃應求常用的車鑰匙、皮質(zhì)筆記本、刻著他名字縮寫的打火機。

除此之外，一封用報紙剪報拼貼而成的勒索信靜靜躺在底部，字跡潦草，透著一股兇戾之氣：“野狼在此，黃應求在我手中，速備50萬港幣贖金，不許報警，否則，下次收到的便是他的人頭?！?/p>

整個黃家陷入一片死寂，黃錫彬的妻子當場哭暈過去，醒來后便執(zhí)意要湊齊贖金，可黃錫彬卻咬著牙拒絕了。

“綁匪貪得無厭，這次給了50萬，下次還會獅子大開口，更何況，他們已經(jīng)傷害了應求，就算給了錢，也未必能放回人?！?/p>

他的聲音沙啞，眼底滿是痛苦，卻依舊透著商人的冷靜與決絕。

無奈之下，黃太太瞞著黃錫彬，拿出自己的私產(chǎn)，張貼告示，懸賞花紅五萬元，懸賞能提供黃應求下落或綁匪線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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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告示貼出多日，前來提供線索的人寥寥無幾，要么是無憑無據(jù)的猜測，要么是想騙取賞金的騙子，黃應求，依舊杳無音信。

日子一天天過去，黃家的氣氛愈發(fā)壓抑，每一個夜晚，都能聽到黃太太壓抑的哭聲，黃錫彬則常常獨自一人坐在書房，對著兒子的照片發(fā)呆，眼底的焦灼漸漸被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郁取代。

誰也沒有想到，這場失蹤案，只是一個開始。

兩年后的1961年2月10日，黃錫彬在赴一場商業(yè)晚宴的途中，被一輛無牌轎車攔截，幾名頭戴野狼面具的男子強行將他拖拽上車，消失在夜色中。

消息傳到黃家，黃家人再次陷入恐慌，這一次，他們沒有絲毫猶豫，連忙聯(lián)系黃錫彬的侄子黃應機、黃應禧，按照綁匪的要求，湊齊了50萬港幣贖金。

贖金按照綁匪的指示，放在了九龍碼頭的一個廢棄集裝箱里，黃家之人全程沒有報警，只是默默等待消息。

17天后，黃錫彬終于被放了回來，他衣衫襤褸，面色憔悴，身上有多處淤青，顯然遭受過虐待。

可當家人詢問他綁匪的模樣、關(guān)押的地點時，他卻只是搖了搖頭，眼神躲閃，只說綁匪都戴著面具，看不清面容，關(guān)押地點偏僻，無法辨認方向，語氣里透著一股難以言說的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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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錫彬被綁架又獲釋的消息，瞬間傳遍了香港，與兩年前黃應求的失蹤案聯(lián)系在一起，“野狼綁匪”的名號讓整個香港人心惶惶。

警方再次介入調(diào)查，可依舊毫無頭緒，綁匪如同人間蒸發(fā)一般，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有人猜測，這是一個龐大的犯罪團伙，專門針對富商下手。

也有人猜測，綁匪或許是黃錫彬的商業(yè)對手，意圖通過綁架勒索，擊垮新英公司。

可猜測終究是猜測，沒有證據(jù)，一切都是空談。

案件的轉(zhuǎn)機，出現(xiàn)在一個名叫鄧偉明的年輕人身上。

鄧偉明，21歲，綽號“蛇仔明”，是新界元朗的一個無業(yè)游民，平日里游手好閑，與一些混混為伍。

1961年10月，蛇仔明衣衫襤褸地出現(xiàn)在警局，渾身是傷，聲稱要舉報一樁驚天大案，而他，正是“野狼綁匪”團伙的一員。

據(jù)蛇仔明供述，他與另外三名綁匪——李渭、馬廣燦、倪秉堅，一同策劃并實施了綁架黃應求、黃錫彬父子的案件。

可除此之外，他還爆出了一個更令人震驚的消息：1961年3月18日，他們還殺害了一個名叫鄧天福的混混，而鄧天福，正是他的同鄉(xiāng)。

鄧天福，33歲，綽號“鬼仔?！?，平日里好吃懶做，嗜賭如命，是當?shù)爻隽嗣幕旎臁?/p>

蛇仔明說，綁架黃錫彬后，他們分了贖金，他本身分得的贓款就最少，可鄧天福偶然發(fā)現(xiàn)，一直一窮二白的他突然衣著光鮮，出手闊綽，便猜到他發(fā)了橫財，于是開始不斷向他勒索，貪得無厭，甚至威脅要向警方舉報他。

蛇仔明忍無可忍，便伙同李渭、馬廣燦、倪秉堅三人，將鄧天福誘騙至石澳的一處偏僻山坡，將其滅口，隨后與黃應求的尸體一同埋在了淺水灣的山坡上。

“我也是被逼的，”蛇仔明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他們分贓不均，我分得最少，還要被鄧天福勒索，我向他們要求多分一點贓款，他們不僅拒絕，還派人追殺我，我走投無路，只能來向警方自首，只求能從輕發(fā)落?！?/p>

警方根據(jù)蛇仔明提供的線索，迅速展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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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3日，警方分別在九龍、新界的兩處住所，將李渭、馬廣燦、倪秉堅三人緝捕歸案。

與此同時，警方還在蛇仔明的指引下，于1961年12月10日，在淺水灣的一處山坡上，挖出了兩具骸骨。

經(jīng)過法醫(yī)鑒定，其中一具骸骨的牙齒記錄、骨骼特征，與黃應求完全吻合，另一具，則是鄧天福的骸骨。

案件看似真相大白，可隨著三名嫌疑人的審訊，越來越多的疑點浮出水面。

李渭，31歲，無業(yè)人員，1930年在大陸出生，1948年來到香港，他的父親李啟的姐姐，正是黃錫彬的弟弟黃錫九的妻子。

也就是說，李渭與黃錫彬，是遠房親戚。

1955年，靠著這層關(guān)系，李渭進入新英公司工作，可由于文化不高，月薪只有25元港幣，干了兩年后便離開了公司，去了一家娛樂場所打雜，月薪漲到了100多元，可這家娛樂場所開張一個月就倒閉了，李渭因此失業(yè)，手頭拮據(jù)的他，便打起了黃氏父子的主意。

馬廣燦，35歲，是一名電影化妝師，平日里性格孤僻，不善與人交往，與李渭是多年的朋友。

李渭策劃綁架后，因為自己不會開車，便找到了馬廣燦幫忙，馬廣燦又推薦了自己的朋友倪秉堅。

倪秉堅，32歲，曾是出租車司機，后來轉(zhuǎn)行當了教車師傅，自己擁有一輛汽車，熟悉香港的大街小巷，正是綁架案中負責開車、接送綁匪和人質(zhì)的關(guān)鍵人物。

審訊中，三名嫌疑人對綁架黃應求、黃錫彬父子的事實供認不諱，可對于黃應求的死因，他們卻不約而同地矢口否認。

“我們只是綁架了黃應求，想要勒索贖金，并沒有殺他，”李渭垂著頭，聲音低沉，“至于他怎么死的，我們真的不知道，等我們發(fā)現(xiàn)的時候，他已經(jīng)沒氣了?！?/p>

馬廣燦和倪秉堅也紛紛附和，聲稱自己只是參與了綁架，沒有參與殺人，甚至不知道黃應求的尸體被埋在了哪里。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名嫌疑人還爆出了一個驚人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