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所有城市中，有一類城市的地位特別高、影響力特別大，不僅因為這類城市的行政級別是副省級，更是因為這類城市被賦予了相當于省一級的經(jīng)濟管理權限，而這類城市就是大名鼎鼎的“計劃單列市”?！坝媱潌瘟惺小钡娜Q為“國家社會與經(jīng)濟發(fā)展計劃單列市”，簡要概括而言便是在行政建制不變的情況下，單獨將其在國家計劃中列入戶頭并賦予這些城市相當于省一級的經(jīng)濟管理權限，且財政與中央掛鉤（但仍需以不同形式和比例向所在省區(qū)上繳財政收入）。正因如此，由國家有關部門召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參加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會議或其他專業(yè)會議，均邀請計劃單列市參加。

現(xiàn)階段，我國共有5個計劃單列市，具體分別是“浙江省寧波市、廣東省深圳市、遼寧省大連市、山東省青島市、福建省廈門市”。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國一開始就只挑選了這5個城市作為計劃單列市，實際上我國曾先后三次劃設“計劃單列市”，最近的一次發(fā)生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共累計設立了14個計劃單列市，不過在調整刪減后最終只保留了“寧波、深圳、大連、青島、廈門”這5個大型城市作為計劃單列市。那么，接下來小圣就為大家展開介紹一下相關情況，供大家學習了解。

我國第一次設立計劃單列市是在20世紀50年代：

很少有人知道，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其實一共設有12個中央直轄市，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外，還有南京、武漢、西安、廣州、沈陽、鞍山、撫順、本溪。不過，在這12個中央直轄市中，除了北京、天津是由中央直接領導管理外，其他10個直轄市實際上皆由各大行政區(qū)代管（即“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qū)）。到了1950年10月，又增設旅大為中央直轄市，由此直轄市的數(shù)量略升至13個。

1952年11月，南京降格為江蘇省省轄市，于是直轄市的數(shù)量重新恢復為12個。次年的1953年7月，長春、哈爾濱這兩個東北地區(qū)的重要工業(yè)城市也升格為中央直轄市，至此當時全國一共設有14個中央直轄市，這一陣容和規(guī)模一直持續(xù)到了1954年6月。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關于撤銷大區(qū)一級行政機構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根據(jù)《決定》要求，“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qū)機構全部撤銷，僅保留北京、上海、天津仍為中央直轄市，其余11個直轄市則是統(tǒng)一并入鄰近省份降格為省轄市，例如天津市于1958年并入河北省、由直轄市降格為省會所在的省轄市。

不過，鑒于沈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等這些降格后的原直轄市都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發(fā)揮著關鍵作用，對于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有著強有力的影響，故而國家對其在改為省轄市后的“政治、經(jīng)濟待遇不變”，實行國家計劃單列體制，時間為1954年到1958年。

1958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關于改進計劃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實行“專業(yè)部門和地區(qū)相結合”，以地區(qū)為主的計劃管理體制（從1959年開始實行）。而這里所提到的“地區(qū)”其實就是指各省級行政區(qū)，這就意味著之前計劃單列市的特殊經(jīng)濟管理權限被取消、不再在國家計劃中單列戶頭，隨之改為各項計劃均由所在省統(tǒng)籌安排的省轄市計劃體制。

我國第二次設立計劃單列市是在20世紀60年代：

為加快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建設、加強對城市的集中統(tǒng)一管理，在1962年9月、1963年10月，我國先后組織召開了兩次城市工作會議，根據(jù)這兩次會議精神，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恢復一批省轄大城市實行計劃單列。從1964年到1968年，共有沈陽、武漢、廣州、重慶、西安、哈爾濱、天津6個省轄大城市入選為計劃單列市，不過天津市因在1967年1月恢復直轄巿地位而自然退出計劃單列市行列，而其他5個計劃單列市實際上也僅實行了3年多時間就被取消了。

需要強調的是，20世紀60年代設立的計劃單列市并不是全面、徹底的計劃單列，而是只對各計劃單列市的工業(yè)生產(chǎn)、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資金、主要商品分配、主要物資調撥、外貿(mào)進出口、財政收支、職工人數(shù)和工資總額、大專畢業(yè)生分配等8種計劃在國際層面實行單列，至于經(jīng)濟、科技、社會等領域各種事業(yè)發(fā)展許多方面的計劃仍由所在省統(tǒng)籌安排。

我國第三次設立計劃單列市是在20世紀80年代：

1983年2月8日，黨中央、國務院發(fā)出省軍級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關于在重慶市進行經(jīng)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決定對重慶市實行第三次計劃單列，賦予省級經(jīng)濟管理權限。

自重慶市被批準為計劃單列市一年多后，1984年5月21日、7月11日和7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分別批準了武漢市、沈陽市與大連市進行經(jīng)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請示報告，分別賦予三市省級經(jīng)濟管理權限。1984年7月18日，國家計劃委員會發(fā)出《關于重慶市、武漢市、沈陽市、大連市計劃單列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以上四市的計劃單列市地位。

此后，哈爾濱、廣州、西安三個省轄市于1984年10月恢復計劃單列市地位、賦予其相當于省一級經(jīng)濟管理權限；緊接著1986年10月15日，國務院在《關于對青島市實行計劃單列的批復》中同意青島市實行計劃單列，標志著山東青島也步入了計劃單列市行列；還有浙江寧波則是于1987年2月24日獲批確定實行計劃單列。1988年4月18日和10月3日，國務院又分別批復同意廈門市和深圳市實行計劃單列；最后入選為計劃單列市的則是南京市、成都市、長春市，且都是在1989年2月11日正式獲批實行計劃單列，當時國務院在《關于南京、成都、長春三市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的批復》中同意對這三個省會城市實行計劃單列。至此，我國的計劃單列市數(shù)量達到了史上最多的階段，共有14個。

步入上世紀90年代后，我國開始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這意味著計劃單列市賴以存在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即將讓位，計劃單列市必然要面臨新一輪的調整與變革。果不其然，1993年7月2日，黨中央印發(fā)了《關于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和《關于黨政機構改革方案的實施意見》，《方案》、《意見》規(guī)定，除重慶、深圳、大連、青島、寧波、廈門仍保留計劃單列市外，其余省會城市不再實行計劃單列。如此一來，全國計劃單列市數(shù)量由之前的14個大幅減少為6個。

到了1997年6月18日，由于重慶正式升格為直轄市并掛牌運行、成為我國又一個省級行政區(qū)，所以其計劃單列市地位自動取消。因此，我國最終只保留了“寧波、深圳、大連、青島、廈門”這5個計劃單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