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2日凌晨，北京剛下過雨，木樨地復興門外大街22號樓的樓道里一片清涼。電表箱旁的傳達室門虛掩著，陳明亮在狹窄的過道里來回踱步，手心冒汗，目光卻盯著那只灰色鐵皮信箱。掛鐘指向六點半，郵遞員終于出現(xiàn)，把一疊信塞進格子里。薄薄一封白紙牛皮信封落在最上面，上書“北京師范學院錄取通知書”。陳明亮怔了兩秒，猛地撲上去抓住信封，像捧著燙手的炭。

　　他一路跑回十二層。家門還沒推開，嗓子已經(jīng)喊?。骸皨尅沂盏搅?！”門里傳來凳子刮地的聲音，宋玉玲擦著手沖到門口，看到那行鮮紅的大字，一下子捂住了臉。母子對視，眼淚同時涌出。宋玉玲哽咽著說：“你爸等這一天，沒熬到……”話沒完，陳明亮已奔向那間只擺著舊方桌的屋子，跪在靈案前，把通知書輕輕攤開，聲音發(fā)抖：“爸爸，您看，兒子做到啦！”

　　短短幾句話，押在陳明亮心頭的石頭落了地。然而，眼前這張紙也是一把鉤子，把他的思緒猛然拉回半年前的病房。2月28日，北京醫(yī)院103病房門口，護士推著輪椅，他把消瘦到只剩骨頭的父親慢慢扶到床上。陳永貴喘息急促，卻仍抬手拍了拍小兒子的肩頭：“爭口氣，把書念下去?！蹦且豢?，誰都明白，老人已把最后的盼頭系在孩子身上。

　　再往前推兩年，退下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的陳永貴遷到這座普通干部宿舍樓。白天，他提個布兜逛真武廟農(nóng)貿(mào)市場，問菜農(nóng)：“承包到戶掙著錢沒？”對方愣神半晌，才認出眼前是那位曾出現(xiàn)在黑白宣傳畫里的“大寨鐵漢”。陳永貴笑了笑，也沒多說身份，掏出五角錢付理發(fā)費，轉身離去?；氐郊?，他對著鏡子撫著新剃的平頭，樂呵半天，說手藝真不賴。

　　閑居北京的日子，讓這位老勞動模范愈發(fā)懷念山西的黃土地。夜里做夢，他常念叨自己又扛著鍬在梯田里平地，玉米穗子搖成一片金浪。有意思的是，每次說起大寨，他都一定加上一句：“我還得回去，那兒才是根。”

　　1985年初春，陳永貴的右耳根冒出一顆肉疙瘩，接著全身乏力。家里人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復興醫(yī)院，七天花了四百塊仍查不出病因。老人皺著眉頭：“別給國家添負擔。”其實，他已被肺癌緊緊纏住。那年八月十二日，歷經(jīng)周折，北京醫(yī)院終于接收了這位昔日副總理。114號病房窗外是槐樹，他卻一心惦記山里的苞米地。

　　日子一天天熬過去，體溫表成了病房里最忙的東西。不少老戰(zhàn)友來探望，華國鋒握著他的手勸他安心治療：“伙食費一天才兩塊多，比外頭面攤便宜?！标愑蕾F憨厚地笑，還是盯著窗外發(fā)呆。對農(nóng)村，他有說不完的話；對自己，他只剩一句：“不值花這些好藥，省點給別的同志。”

　　1986年春節(jié)前夕，醫(yī)院批準他回家靜養(yǎng)。那是他最后一次出門買油條。街口的小販認出他，愣神后喊了聲“陳副總理！”他擺手制止：“叫老陳就行?！辟I完一兜子油餅，踱步回家。半個月后，他再進醫(yī)院，已瘦得只剩七十多斤。

　　三月二十五日晚，他示意秘書取來紙筆，一字一頓留下遺愿：不開追悼會，不辦遺體告別，骨灰撒回大寨。次日晚二十時三十五分，心電監(jiān)護儀的曲線歸零，陳永貴走了，終年七十二歲。三天后的八寶山，昔日為領袖化妝的馬師傅輕輕為他抹平眉梢，按他生前習慣給他系好那條白頭巾。華國鋒第一個鞠躬，神情凝重。

　　四月四日，大樓電梯口，守梯的老工人撫著骨灰盒哽咽：“最后一次送陳老下樓。”靈車一路向西北，翻過太行，駛進昔日紅旗招展的大寨拱門。鄉(xiāng)親們扶老攜幼等在路邊，見到靈車，哭聲四起。梁便良率眾人悄悄拆掉臨時靈臺，怕“老陳”不喜排場。最終，骨灰依囑灑在虎頭山半腰的松林間，唯獨避開了他的“狼窩掌”禁區(qū)。

　　父親長眠黃土，兒子卻站在岔路口。填報志愿時，陳明亮其實更愛物理，可把筆懸在“電機系”上時，他忽想起病房里那雙滿是血絲卻仍眺望遠方的眼睛。陳永貴半生與土壤為伍，讀書機會少到可憐，卻一再叮囑孩子“多念點書，別學我憑肩膀吃飯”。那股執(zhí)念推著陳明亮改填了中文系——教書育人，也算替父親圓夢。

　　錄取通知書辦成了兩份復印件，一份貼在自家墻上，另一份裝進塑料袋，隨骨灰盒下葬。村里老人說，這是讓老陳在地下也能“認字看看喜事”。從此，虎頭山風大的時候，能聽見松濤里似有含糊笑聲。

　　開學報到那天，陳明亮背著帆布包，衣服是哥哥剩下的舊中山裝，兜里只揣著母親塞的三十塊路費。他沒有回頭，怕看到母親悄悄抹淚。臨走前夜，他對著靈案低聲許諾：“等學成，我回到鄉(xiāng)下，讓更多孩子有書念?！蔽堇餆o人應答，供桌上的黑白照片卻仿佛在點頭。

　　多年后，陳明亮把父親口述的生平整理成《陳永貴的一生》。首行寫著：“他是土地的兒子，也是新中國的兒子。”在圖書館翻閱那本書的年輕人，大概不會想到，作者當年跪在靈案前哭得像個孩子，只為告訴父親：您的希望，他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