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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共首位雙重間諜臨刑自曝:陳賡和周總理都認識我求證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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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百度百科"楊登瀛"詞條、《人民周刊》2016年11月報道、《黨史博采》2013年第1期、《鐘山風雨》2011年第2期、珠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相關資料
部分章節(jié)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51年,全國鎮(zhèn)反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南京市人民政府發(fā)出布告,要求凡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人員,一律到公安機關登記。

大多數(shù)人都照做了,唯獨南京城里一個靠擺煙攤為生的老頭沒有去。

他覺得自己沒必要登記,因為他曾經(jīng)為共產(chǎn)黨做過事。

期限一過,公安機關便將他逮捕歸案。

這個老頭名叫鮑君甫,又名楊登瀛。

經(jīng)公安機關查實,此人曾擔任國民黨南京感化院院長、反省院副院長,是不折不扣的國民黨舊員。

案件移交南京人民法院審理后,法院認定其長期在國民黨機構中工作,即將對其處以重刑。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鮑君甫開口了。

他講述了自己1928年至1931年間為共產(chǎn)黨提供情報的經(jīng)歷,并且告訴審查人員,陳賡可以為他作證,周恩來也知道他的貢獻。

在場所有人都震驚了。

一個國民黨的舊員,竟然聲稱自己和陳賡、周恩來都有關系。

南京人民法院院長鞠華沒有草率下結論,他親自寫信致函陳賡求證。

這封信輾轉數(shù)月,幾經(jīng)周折才送到正在忙碌中的陳賡手上。

而陳賡的回信送達法院之后,鞠華看著信中的內(nèi)容,一夜未眠——這個差點被槍決的老頭,身上竟然背負著一段塵封二十年的驚天秘密...



【一】從早稻田大學到上海灘——一個"日本通"的歸國路

鮑君甫,1893年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家境殷實。

少年時代隨父前往日本,先后在明治學院、早稻田大學就讀,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余年。

這段漫長的留學經(jīng)歷,讓他精通日語,對日本的政界、經(jīng)濟、文化乃至民間風俗都了如指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日本通"。

留日期間,他還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思想上有進步傾向。

1919年,學成歸國的鮑君甫來到上海,在一家日本人開的洋行擔任翻譯,同時為幾家日本通訊社撰寫稿件。

憑借流利的日語和廣泛的社會交往能力,他很快在上海灘站穩(wěn)了腳跟,和日本僑民圈子、租界巡捕房、上海幫會等各方勢力都建立起了人脈關系。

1924年,鮑君甫加入了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fā),他積極參加了反帝斗爭,期間結識了上海洋務工會的負責人、同為廣東人的楊劍虹。

兩人是老鄉(xiāng),又都喜歡音樂,經(jīng)常在一起玩,關系處得不錯。

不過兩人政見卻截然不同:鮑君甫屬于國民黨左派,同情共產(chǎn)黨;楊劍虹則投靠了國民黨右派,成了陳立夫的親信。

也是在這段時間,鮑君甫在五卅運動中結識了顧順章、陳養(yǎng)山等中共黨員和工運人士。

這些人際交集,為他日后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埋下了伏筆。

1927年,國共分裂,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事件,大規(guī)模搜捕共產(chǎn)黨人。

鮑君甫因參加過"討蔣運動"被捕入獄,后經(jīng)蔡元培保釋才獲自由。

出獄后的他蟄居上海,對國民黨內(nèi)部的做法產(chǎn)生了很深的失望。

就在這一年,中共黨員陳養(yǎng)山因在浙江武裝起義失敗,輾轉來到上海,被編入中共中央特科。

陳養(yǎng)山和鮑君甫早在1925年就相識——當年陳養(yǎng)山常去上海郵局領取廣州農(nóng)講所學生郵寄的進步刊物,鮑君甫有時也去幫忙,還幫陳養(yǎng)山在公共租界找到了一處安全的收信地點。

兩人關系一直不錯。

此時的陳養(yǎng)山正被國民黨通緝,無處藏身,鮑君甫二話沒說就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躲避。

兩人雖然分屬不同陣營,但鮑君甫非但沒有告發(fā)陳養(yǎng)山,反倒在日常交往中表露了對共產(chǎn)黨的好感。

據(jù)記載,鮑君甫曾對陳養(yǎng)山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是自己在國民黨中做事,卻不想得罪共產(chǎn)黨,問有什么兩全其美的辦法。

陳養(yǎng)山告訴他,可以為共產(chǎn)黨秘密提供情報,共產(chǎn)黨不會忘記他的貢獻。

鮑君甫覺得這個方向可行。而陳養(yǎng)山也早就有將這位好友爭取過來的想法。他立即將鮑君甫的情況寫成報告,上報給了黨組織。



【二】霞飛路咖啡館——一次改變命運的會面

報告先到了省委,又轉到了中央。

周恩來看完報告后,認為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nèi)部安插一個內(nèi)線極其重要,決定派中央特科情報科的陳賡親自去與鮑君甫接觸。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diào)查科(即后來中統(tǒng)的前身)正在籌建之中。

陳立夫、陳果夫兄弟負責這個機構,指派楊劍虹擔任采訪股總干事,同時任命他為駐上海特派員。

這個位置雖然不算顯眼,但權力極大,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核心人物——要抓什么人、要查什么案,基本上都可以由他決定。

楊劍虹需要幫手,想到了頭腦靈活、交際廣泛的老鄉(xiāng)鮑君甫,便把他拉進了調(diào)查科做副手。

鮑君甫面臨一個選擇:接受這個任命,就意味著要從事搜捕共產(chǎn)黨人的工作;拒絕的話,又錯失了一個可能幫助共產(chǎn)黨的機會。

他沒有急于答復楊劍虹,而是先告知了陳養(yǎng)山。

陳養(yǎng)山得知此事后意識到機會難得,迅速上報。

周恩來研究后,決定讓陳賡親自出面,一來試探鮑君甫的立場,二來正式建立工作關系。

1928年5月的一天,上海霞飛路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館里,陳賡和鮑君甫正式會面。

陳賡當時三十出頭,黃埔軍校出身,曾到蘇聯(lián)學習過保衛(wèi)業(yè)務。

他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來意:組織決定正式吸收鮑君甫為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員。

從這一天起,鮑君甫正式開始了他的雙面特工生涯。

中央特科派情報科副科長劉鼎與他單線聯(lián)系,又派連德生(曾赴蘇聯(lián)接受過特工培訓)擔任他的聯(lián)絡和保衛(wèi)工作。

為了確保安全,知道鮑君甫真實身份的人極少,只有陳賡、陳養(yǎng)山、劉鼎等寥寥數(shù)人。

中央特科還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設立了"楊登瀛辦事處"作為掩護。

在經(jīng)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特科還破例給鮑君甫配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幫他提高社會地位,每月還給他提供400元活動經(jīng)費。

不久后,特科又派來了秘密黨員張紅惠(化名安娥)擔任鮑君甫的秘書。

安娥后來成為了著名劇作家田漢的夫人。

就這樣,白天鮑君甫是國民黨調(diào)查科的重要成員,背地里他在為共產(chǎn)黨傳遞情報。

這一干,就是三年多。



【三】調(diào)查科里的"自己人"——從副手到特派員

鮑君甫打入調(diào)查科后,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取得國民黨方面的信任。

陳賡早就想好了辦法。

中央特科定期送一些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情報"給鮑君甫,讓他拿去交差。

這些情報有的是已經(jīng)過時的文件,有的是已經(jīng)轉移的活動據(jù)點地址,有的是故意編造的假消息。

鮑君甫拿著這些東西去"破案",每次都有所"斬獲"。

有時候特科還會安排幾個人故意被鮑君甫"抓獲",關幾天做做樣子再被"保釋"出來。

國民黨那邊不知道這些是演戲,對鮑君甫越來越器重。

據(jù)說陳立夫在電話里對鮑君甫的"戰(zhàn)績"贊不絕口。

1930年,楊劍虹因青幫內(nèi)部爭斗自殺身亡。

鮑君甫因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系,被徐恩曾任命為調(diào)查科駐上海特派員。

陳立夫親自到上海,鄭重其事地把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交給了他,上面寫著:"特派楊登瀛在滬協(xié)助辦理重要案件并處理之。此令。"

從此,鮑君甫成了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核心人物。

調(diào)查科主任幾經(jīng)換人,從張道藩、錢大鈞到葉秀峰、徐恩曾,每一任都對他表示信任。

張道藩和他關系尤為密切,曾經(jīng)請鮑君甫幫忙解決過一個政敵,因此對他感激不盡,視為知己。

徐恩曾是陳立夫的表弟,上臺后秉承陳立夫的意旨對鮑君甫也極力拉攏,甚至把調(diào)查科秘密辦事機關在南京中山東路5號的地址告訴了他,還對他說:"在用錢上,中央總是依從你的。"

與此同時,鮑君甫還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頭目們建立了密切關系。

英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長蘭普遜尤為看重他,遇到重大疑難案件都找他商量,還請他做英、法巡捕房的顧問。

蘭普遜曾對人說:"楊登瀛不是警備司令部的人,但可以讓警備司令部的人聽他指揮。

"他授予鮑君甫的權力是:"如有要案需要急辦,不必辦理拘捕手續(xù),作為現(xiàn)行犯盡管隨時去逮捕就行了。"

鮑君甫的身價和地位不斷攀升,而他身后那張秘密的情報網(wǎng)也在悄無聲息地運轉著。

對于中央特科來說,他就像是安插在敵人心臟里的一雙眼睛,國民黨方面的一舉一動都能第一時間掌握。

更重要的是,鮑君甫還利用自己的職務和人脈,幫助中共將更多的人安插進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

1929年,中央特科決定派李克農(nóng)、錢壯飛、胡底三人打入國民黨的無線電管理局和調(diào)查科。

鮑君甫充分發(fā)揮自己的關系網(wǎng),幫他們牽線搭橋。錢壯飛通過鮑君甫的關系,成了徐恩曾的機要秘書,能夠接觸到最核心的機密。

李克農(nóng)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被委任為電務股股長。

胡底則被派往天津籌建長城通訊社。

這三個人后來在敵營潛伏多年,獲取了無數(shù)絕密情報,被譽為"龍?zhí)度?。

而這一切的起點,正是鮑君甫。

后來有人說,在中共特科有兩個經(jīng)典案例:一是"打進去",二是"拉出來"。"打進去"說的是龍?zhí)度艽蛉霐橙藘?nèi)部,"拉出來"說的就是把鮑君甫爭取到了共產(chǎn)黨這邊。



【四】驚心動魄的情報戰(zhàn)——營救、鋤奸與絕密文件

鮑君甫在國民黨調(diào)查科的那幾年里,為中共提供了大量極為關鍵的情報,參與了多次營救行動和鋤奸行動。

這些事件的細節(jié)在后來解密的史料中均有記載。

1928年秋天,一件棘手的事情發(fā)生了。

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得到叛徒戴冰石的告密,說共產(chǎn)黨某地下機關正在某處活動。

警備司令部會同租界巡捕房幫辦譚紹良帶領巡捕前往抓捕,那天鮑君甫恰好在巡捕房辦事,便隨同前往,親眼目睹了7名共產(chǎn)黨人被捕。

事后他立即將叛徒戴冰石的信息通報給了陳賡。

特科隨即行動,叛徒被及時清除。

鮑君甫在處理戴冰石的過程中手法十分老練。

當時戴冰石要回湖北老家探親,托鮑君甫幫忙做一件嗶嘰西裝。

鮑君甫順勢帶他到虹口區(qū)一家日本裁縫店量衣,同時暗中派人盯梢,讓特科的人認清了叛徒的相貌。

三天后鮑君甫將做好的衣服送到戴冰石所住的旅社,中央特科的行動隊早已隱蔽在附近。

叛徒戴冰石夫婦發(fā)現(xiàn)異常后試圖逃跑,行動隊果斷出手,最終將其擊斃于上海望平街天主教堂醫(yī)院附近。

又有一次,叛徒顧某正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討價還價,要出賣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

鮑君甫獲此情報后立即告知陳賡,叛徒顧某隨即被特科清除。

1929年初,又有一個叫陳慰年的叛徒待價而沽,企圖出賣黨內(nèi)機密文件。

鮑君甫得知后先用兩根金條穩(wěn)住了陳慰年,然后約他和另一個人到"一品香"茶樓吃飯。

席間鮑君甫假意和他們討價還價,買下他們手中的文件。

陳慰年很狡猾,沒有透露自己的詳細住址,鮑君甫也沒有多問以免引起懷疑。

飯局散后,特科的行動人員悄悄跟蹤陳慰年回到住處,幾天后查實其身份并將其清除。

1929年8月24日,一件更大的事情發(fā)生了。

叛徒白鑫出賣了正在上海新閘路經(jīng)遠里12號開會的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人,導致他們被公共租界巡捕逮捕。

陳賡通過鮑君甫很快查明了告密者就是曾任中央軍委秘書的白鑫。

鮑君甫從特務口中探知彭湃等人被關押在上海龍華監(jiān)獄,蔣介石已下令槍決,執(zhí)行時間定在8月30日。

周恩來、陳賡根據(jù)情報組織營救,鮑君甫還暗中向獄中傳達了營救計劃,告知他們次日押送途中會有地下武裝人員劫車。

可惜當天囚車突然提前兩小時出發(fā),營救行動未能成功,彭湃等人壯烈犧牲。

彭湃等人遇難后,中央決定嚴懲叛徒白鑫。可白鑫此人非常熟悉中共的秘密活動規(guī)律,多次躲過了特科的追蹤。

鮑君甫利用自己在特務機關的關系進行調(diào)查,查明白鑫就藏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家中,并且即將轉移到國外。

他借送行之名登門拜訪范爭波家,在閑談中探得了白鑫的出行路線和時間,這些情報通過劉鼎傳遞給了陳賡。

陳賡和鮑君甫還曾親自前往現(xiàn)場偵察地形。

1929年11月11日晚11時,白鑫在離開范爭波家準備出逃時,被中央特科的行動人員擊斃于和合坊71號門前。

這次鋤奸行動極大地震懾了潛在的叛變者。

1929年9月(一說11月),中央委員任弼時在上海租界被捕。

陳賡得知后立即通知鮑君甫設法營救。

鮑君甫找到英租界督察長蘭普遜請他吃飯,席間對蘭普遜說:"這個人是我手下的,屬于誤捕,請你通融一下。

"蘭普遜和鮑君甫關系不錯,信以為真,不久后將任弼時釋放。

1930年,叛徒黃弟洪從蘇聯(lián)回國,組織本來安排他去江西蘇區(qū),他卻暗中致函蔣介石表示愿意"歸順",并企圖利用與周恩來約定的見面機會將其出賣。

當周恩來準備赴約時,他的出現(xiàn),讓事情發(fā)生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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