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燕南園

卻顧所來徑

文 / 吳景鍵

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2025年，于我個人生活而言，無疑是“向前看”的一年；但從閱讀興味上來說，卻似乎又是“向后看”的一年。博后出站、辦理入職、準備新課，一切都在推著人匆匆忙忙向前走，可也正因此，平時的閱讀反倒成為自己一種略帶“抵抗”意味的駐足與回望?！皡s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翻檢過去一年所讀，個人印象最深的五本書，其實在不同維度上都構成一種對于“所來徑”的“卻顧”。而我想這種“卻顧”，對于我們當下的“眼前路”，或亦不乏啟發(fā)意義。故在此不揣谫陋，謹與雅理諸友分享。

1

黃曉丹

《九詩心：暗夜里的文學啟明》

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年版

文學是一種對于人類普遍處境的“卻顧”。正如阿倫特所說，一些偉大的生命和作品可以跨越時代，“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2025年初，家人因病住院，而自己也由于工作未定常陷焦慮之中，難以安下心來從事專業(yè)寫作。對于彼時的我而言，黃曉丹老師在《九詩心》一書中對于九位中國古典詩人的再解讀，誠如其副標題所示，好似“暗夜里的文學啟明”。

在九個章節(jié)中，關于李清照與文天祥的兩篇讓我印象尤深。這或許是因為二人在面對莫測的命運時，都體現(xiàn)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勇氣與定力。過往讀李易安，多感其“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的凄婉，而《九詩心》卻獨辟蹊徑，寫李清照晚年在經歷亂離、喪失與再婚的污名后仍不可撼動的高舉與堅毅；從前讀文天祥，多敬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節(jié)，而《九詩心》則把目光投向《過零丁洋》之外，獨具手眼地追問，“在一個人決定舍生取義之后，如果生命還有下一個階段，那會是什么”？這種視角的轉換，在把詩人還原到個體生命維度的同時，亦更加彰顯了文字背后的力量。在開年時，能讀到這樣一部有溫度且有力量的作品，實為一樁幸事。

2

梁治平

《壬寅答客問：為學四十年》

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

相較于文學的普遍觀照，學人回憶與傳記則是對于治學道路更為具體的回望。初讀本科時，自己曾深受梁治平老師《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一書影響，因此去年看到《壬寅答客問》面世的消息，便毫不猶豫第一時間購置拜讀，以期能“讀其書”，亦“知其人”，進而再“論其世”。事實上，雖然梁治平老師本人更愿意做一位“純粹的觀者”，而無意過多著墨于學林交往，但《壬寅答客問》一書依然在“論其世”的層面為我們生動呈現(xiàn)了四十年間國內學術生態(tài)的種種變化。其中關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與“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的回憶，讓人格外有“回首同光已惘然”之感。

當然，該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無疑仍是梁治平老師對于自身治學道路的“卻顧”。如梁老師在“自序”中所言，學術雖難以規(guī)劃，但仍有其內在生長理路，就如同“循著問題”行旅，“興之所至，走上一條又一條僻靜小路”：從“八十年代”的中西法律比較，到“九十年代”的法律文化解釋與清代習慣法研究，再到更為晚近的當代法治觀察，其間的諸般機緣與聯(lián)結，對于尚處學術生涯開端的后輩學者而言，尤具啟發(fā)意義。

3

孫飛宇

《吳文藻傳：從社會學中國化到重建中國社會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

如果說梁治平老師的答問，是從個人的視角回顧中國法學近四十年的“所來徑”，那么我們同樣可以進一步思考：當下的法學學術研究，與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甚或民國時期的學術史脈絡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聯(lián)？而這其實也是我近年來參與策劃幾場法學學術史展覽的關切所在。今年11月，“靈光獨耀：沈宗靈先生舊藏檔案文獻展”在北大法律圖書館開展。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展品，是沈先生為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譯本所撰寫的譯者說明。文中提到，沈先生其實早自1958年即開始著手翻譯該書，并以《外國政法學術資料》為平臺前瞻性地介紹了凱爾森、以賽亞·伯林等人的思想。這些重新挖掘出的文字，我想或許能為我們揭示出中國法學學術發(fā)展一條更為綿長的隱微脈絡。

而在學術史源流的梳理方面，國內社會學學者的成果尤資借鑒。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后者的努力，“燕京學派”“魁閣”等學術傳統(tǒng)才至今仍得以彰顯其生命力。在去年出版的《吳文藻傳》一書中，孫飛宇老師即通過堅實的史料和豐富的圖像，以吳文藻先生為線索，串聯(lián)起了“社會學中國化”近百年來從萌芽到成長的全過程。在是書中，我們其實也不難尋見法科學者的蹤影。如1971年11月，吳文藻與冰心曾作為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的成員共同參與到翻譯尼克松《六次危機》的工作之中。在冰心筆下，那是那段動蕩歲月中，二人“最寧靜愜意的日子”。巧合的是，此次翻譯工作的另一支主力便是北京大學法律系；而執(zhí)筆翻譯第一章的不是別人，正是沈宗靈先生。

4

James Q. Whitman

From Masters of Slaves to Lords of 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學術發(fā)展有路徑，法律觀念的演進亦有其路徑，并且這種路徑并不必然與制度現(xiàn)實的發(fā)展相平行，而這中間的“歧異性”，或許才構成法律思想史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用維柯在《新科學》中的話來說，“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憑它的虛構，可以把已發(fā)生的事虛構成不曾發(fā)生，把不曾發(fā)生的事虛構成已發(fā)生的”。而這種詩性的法律觀念，也正是比較法名家詹姆斯·惠特曼教授（James Q. Whitman）新著《從奴隸主到土地主：西方世界財產權的轉變》（From Masters of Slaves to Lords of 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in the Western World）所聚焦的主題。

在這本長達440頁、名副其實的巨著中，惠特曼教授以其一如既往的淵博，系統(tǒng)梳理了西方世界財產權“法律想象”（legal imagination）的流變。在他看來，雖然西方世界當下關于財產權的想象多圍繞“土地”展開，但其實無論是在古羅馬還是中世紀，財產權的主要想象基礎，都是對于“人”——而非“土地”——的支配；與之相應，這種“財產權想象”的最終轉變，也并非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經濟史思路所能簡單解釋，而是有其相對獨立的內在邏輯。而作為比較法巨匠，惠特曼教授所帶來的啟思顯然又不止于此；在重構西方財產法敘事的同時，此書無疑也在相當程度上豐富了我們重估中國財產法傳統(tǒng)甚至是當下數(shù)據(jù)財產權論爭的可能。

5

田雷

《現(xiàn)在只是開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八十年代”》

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5年版

對于理解當下的中國法制來說，西學和中學其實共同構成我們的“所來徑”。而令人遺憾的是，“八十年代”的本土實踐，作為這段路徑中的重要一節(jié)，卻常常處于法理學、法律史與部門法的“三不管地帶”。理論法學者以為“八十年代”距離太近，而部門法學者則嫌棄“八十年代”距離太遠。最終導致的一個結果是，我們對于曾經置身事內的“八十年代”，反倒生出一種學術上的陌生感，徒留一些情感層面對于彼時精神風貌的懷想。而也正因此，田雷老師的新作《現(xiàn)在只是開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八十年代”》便有了“開風氣之先”的重要意義。

我個人以為，全書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實是對“八十年代”文獻的類型學劃分，以文選、年譜為“經”，以相關口述為“史”。而田雷老師自己在書中的研究，則主要是從經部入手，以彭真為中心，圍繞1979年“繼續(xù)有效”決議、1982年制憲和1988年修正案這三個關鍵節(jié)點展開，先“在我們自己的認知中摸到幾塊堅硬的石頭”，繼而再“由這些石頭作為立足點，去感知一個時代的大風起兮”。隨著未來“史”部文獻的進一步開掘，我們似也有理由期待可以摸著更多“堅硬的石頭”，在“八十年代”法制研究的這條長河中走的更遠。

借用書尾所引的一段丘吉爾演講所言，希望這本專著并非類似研究“結束的開始”，而僅僅——“只是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