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兒子，我連最后一眼都沒見上”

朱德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沒人敢多說一句話。

他坐著，沒動，眼睛盯著地板，手一直搓著膝頭，臉上一點表情沒有。

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口：

“你們這樣做，不對。”

這件事發(fā)生在1974年，那年朱德已經(jīng)是個快九十歲的老人了，身子骨硬朗是硬朗，但年紀擺在那兒，親人們怕他受不了，選了個“緩沖”的法子。

可越是怕他難受，越是傷得深。

朱琦走的時候是6月，正值北京的桑拿天。

他心臟不太好，之前就查出來了，但誰也沒想到走得這么快。

那天是中午，他突然倒下，送醫(yī)院，搶救，折騰了一陣，人沒了。

趙力平，也就是朱琦的妻子，和康克清，也就是朱德的妻子，倆人商量了一下，誰也沒敢告訴朱老。

他們說朱琦還在搶救，情況不好，得在醫(yī)院觀察。

這個“觀察”，一拖就是十天。

追悼會都辦完了，骨灰盒也安置好了，朱德還蒙在鼓里。

別人都知道了，只有他不知道。

這事兒，誰都覺得難開口。

畢竟這是他的長子，是他親手送上戰(zhàn)場的孩子，是他最牽掛的那一個。

十天后，康克清帶著趙力平去見他，話說到一半，朱德就明白了。

他沒哭，眼圈紅了，人像是一下子老了十歲，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說。

然后就說了那句話：“你們這樣做，不對�！�

朱德不是個喜歡表露情緒的人。

他一輩子都在講“公”字，自己過得再苦，也不讓家人沾一點便宜。

但他不是沒感情的人。

他對朱琦的感情，藏得深，但一點也不輕。

朱琦不是康克清的親生，是朱德和早年原配肖菊芳的兒子。

朱琦出生不久，母親病逝，他是由朱德第二任妻子陳玉珍一手帶大的。

到后來朱琦十六歲那年，被國民黨抓了去當壯丁，命懸一線，是周恩來出面，才把他從山西轉(zhuǎn)了出來，安置在延安。

那時候是1937年，抗戰(zhàn)剛開始。

朱琦到了延安，進了黨校，準備做干部。

但朱德一句話，把他推上了前線。

“別人家的孩子可以不打仗，我朱德的孩子，不能躲在后面。”

這個決定，當時把不少人嚇了一跳。

誰不心疼孩子��？可朱德就是這么硬。

朱琦沒多說，放下書本就去了部隊。

后來在一次戰(zhàn)斗中，腿被打穿，左腿傷得很重，雖然保住了，但終身殘疾，走路一瘸一拐。

朱德知道這個消息，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從來沒講過一句“替你難過”。

只說了一句：“他是光榮負傷。”

從那以后，朱琦退下來，想找個工作。

他跟朱德說，想去鐵路系統(tǒng)干活。

朱德點頭，但補了一句：“不能當官，要從工人干起。”

朱琦就進了石家莊鐵路局，從司爐工干起，后來學會開火車，成了列車司機。

有一次，朱德坐的火車，正是朱琦開的。

火車到了目的地，有人去叫司機過來，朱琦這才知道，原來自己開的是父親的車。

他滿身煤灰，臉也黑得認不出。

朱德看著他說：“行啊，像個干活的人了。”

朱德的家風就是這么一板一眼。

不光是朱琦，朱家所有人都一樣。

朱德住在中南海二十多年，穿的衣服全是補丁摞補丁。

他有一條襯褲，貼了17個補丁還在穿。

家里有張床罩，一面破了，另一面也打了六個補丁，用了好幾年。

康克清實在看不過去了，跟他說：“添幾件衣服吧，出外事也好看點。”朱德才答應做了兩件新衣服，平時不穿，只在重要場合才拿出來。

家里開支，他親自記賬。

每月多少伙食費、水電費、書報費，他都一項項寫下來，月底還要核對。

他說得直白：“買那么多干啥？夠用就行。

你要都買光了，老百姓買啥？”

他不是說說而已，是真的這么干。

他甚至在中南海種菜，自己動手，鋤地、澆水、施肥，一樣都不落下。

他常說：“咱家這點地，連全家人吃飽都成問題。

你們想想，農(nóng)村老百姓家里連這點地都沒有，他們怎么活？”

他住的是國家的房子，用的是國家的桌子。

他把這些話，一遍一遍地講給家里的孩子聽。

朱琦結(jié)婚的時候，娶的是趙力平。

趙力平一開始不敢答應，說：“官太大，我不合適。”

是賀龍勸她：“咱們共產(chǎn)黨的官不講出身，講的是人。”

趙力平后來去搞土改，跟鄧穎超她們一塊兒干活，忙到結(jié)婚后好幾年才有空來北京。

朱德一點沒不高興，反而高興得很：“你做得對，有國才有家。”

他看了看朱琦，笑著說：“多學學人家。”

朱德是個嚴父，但并不是冷酷的人。

他從不隨便夸人，但只要夸一句，能讓你記一輩子。

朱琦身體不好，這事家里都知道。1972年開始，心臟就不太行了，但他不愿意麻煩組織，也不愿意休息。

1974年，突然發(fā)病，人就沒了。

這一走，太突然，趙力平和康克清怕朱德受不了，才決定隱瞞。

可朱德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他只是覺得，哪怕再難受，也不該讓他連最后一眼都見不到。

他88歲的時候，說得最多的是：“他是我兒子，我連最后一眼都沒見上。”

朱德的脾氣一向硬。

朱琦走了，有人提議把趙力平從天津調(diào)回北京，陪陪老人家。

朱德直接拒了：“她有她的工作地方，不能隨便調(diào)。”

朱和平，是朱琦的兒子，在部隊當兵。

有人提議把他調(diào)回來，朱德更火了：

“回什么回？部隊是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地方？你要是不回去，就是朱家的不肖子孫！”

秘書聽了都搖頭，說：“總司令太正直了，一輩子沒為家里人說過一句話。”

朱德對親戚也一樣。

他老家的侄子侄女，十幾個孩子，都是他資助讀書的，但一旦涉及原則，誰也別想走后門。

有一年，中央辦公廳發(fā)現(xiàn)朱德家的座機有不少通話記錄，是打到石家莊的。

一查，是他一個親戚，來串門時用電話給談戀愛的對象打的。

朱德知道以后，馬上讓人算賬——電話費8塊錢，按當時工資來說可不是小數(shù)目。

他讓親戚一分不少地交回來。

他說：“這是國家的電話，不能拿來講私事。”

朱德晚年時，對家里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

“我沒留一分錢，家里的東西，除了書柜里的書，別的都是國家的。”

他走的時候，連積蓄都上交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交黨費。

朱德不是圣人，他是個父親，是個丈夫，是個有血有肉的人。

他對朱琦的愛，不說出口，但藏在每一個選擇里。

朱琦走的時候，他沒哭沒鬧，只說了一句“你們這樣做不對”，但這句話，比哭還沉。

他有規(guī)矩，他守紀律，但他不是不疼孩子。

他只是覺得，什么都可以讓步，唯獨不能讓步的是信仰和原則。

朱德這一輩子，沒留財產(chǎn)，沒留關系網(wǎng)，留下來的，就是這么一條“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干事”的道。

他走了，但朱家的規(guī)矩，一直在。

這家人，不靠關系，不走后門，不搞特殊。

誰也不敢破規(guī)矩，因為老人在那兒立過規(guī)矩。

人走了，規(guī)矩還在。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