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gòu)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
“王叔,怎么了?”
電話那頭的聲音像是貼著話筒,
又急又輕。
“建軍!出大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那個堂弟建民,簡直是瘋了!”
“他……他把他家的地包出去了,卷了鋪蓋,”
“剛剛坐上了去你那兒的長途大巴!”
“他說要去投奔你,”
“跟你一起擺攤賣烤串,賺大錢!”
“全村都夸他有情有義!”
“建軍啊,你回城里千萬別開門!”
“千萬別讓他們找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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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國慶,我開著那輛黑色的桑塔納2000回村。
車輪碾過最后一段顛簸的水泥路,揚(yáng)起的黃土像是村莊對我這個遠(yuǎn)歸者遲來的,也是必然的洗禮,帶著一種熟悉又陌生的土腥味。
父親七十大壽,這個坎,是必須回來過的,也是我必須回來炫耀的一個坎。
車是新的,在車水馬龍的南方城市里,它頂多算個代步工具,平平無奇。可一旦駛?cè)脒@片貧瘠又熟悉的土地,它就立刻長出了另外一副面孔,一副寫滿疏離與炫耀的面孔,沉默地宣告著它的主人已經(jīng)和這里的人不一樣了。
車窗外,是那些熟悉的院墻,土坯的,磚砌的,新舊交雜,在午后的陽光下像一排排歲月斑駁的牙齒。
記憶里村口那條小河,好像又淺了,河床裸露出大片干涸的卵石,只有幾棵老柳樹依舊那么垂著,無精打采,如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混雜著好奇,探究,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因距離而產(chǎn)生的疏遠(yuǎn)。
村里人早就知道了,老陳家的建軍在外面發(fā)了大財。
這輛油光锃亮的桑塔納,就是最雄辯的證明。
它是一個符號,一個能讓我在這個我出生的地方,昂首挺胸的符號。
我不再是那個十五六歲,兜里揣著兩個冰冷的雜糧饅頭,扒上南下綠皮火車的窮小子陳建軍了。
那個年代,饑餓和前途未卜的恐懼是我唯一的行李。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個窮小子的魂兒,其實一直沒走遠(yuǎn),他就縮在桑塔納柔軟的座椅里,透過我的眼睛,膽怯又貪婪地打量著這個既是故鄉(xiāng)又是異鄉(xiāng)的地方。
他提醒我,這車,這身衣服,都是借來的,隨時可能被收走。
父親的院子里早就擠滿了人,那一張張在記憶里清晰、在現(xiàn)實中卻又模糊的臉,都朝著車門的方向。
當(dāng)我打開車門,那種混合著驚嘆和議論的聲浪撲面而來。
他們圍著車,手不敢輕易去碰,只是用目光一遍遍地?fù)崦秋恋暮谏酒,像是撫摸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我聽到有人在后面小聲議論,“這車得十幾萬吧?”“聽說他在南方開了個大廠,一年掙的錢咱們一輩子都掙不到。”
這些話,像羽毛一樣,輕輕搔動著我的虛榮心。
父親拄著他那根磨得光滑的舊拐杖,站在大門口,臉上的皺紋笑成了一朵干枯的菊花,那是一種純粹的,不摻雜任何利益算計的驕傲。
他走上前,沒有看我,而是伸出布滿老繭的手,輕輕地,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車頭蓋。
那動作,不像是在摸一輛車,像是在確認(rèn)一個奇跡。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彼卣f。
這份驕傲,這份確認(rèn),是我這些年在外面,在無數(shù)個不眠的夜里,在一次次被客戶刁難、被同行擠兌的絕望中,唯一支撐我沒有倒下的東西。
如今,我把它帶回來了,完完整整地,開進(jìn)了這個生我養(yǎng)我的院子。
我從后備箱里拎出大包小包的補(bǔ)品和煙酒,那是早就準(zhǔn)備好的道具,用來裝點我的成功,也用來堵住某些人的嘴。
壽宴就擺在院子里,露天的流水席,這是村里最隆重的待客方式。
空氣里彌漫著柴火燎過的煙味,大鍋炒菜的香味,還有人與人之間那種滾燙的,被酒精催化后帶著露骨企圖的熱氣。
我被安排在正中間的主桌,緊挨著父親和村長老王。
我理所當(dāng)然地成了中心,一個被無數(shù)根看不見的線牽引著的木偶,需要對每一個方向都報以微笑。
那些叔伯兄弟,嬸子大娘,輪番上來敬酒,說的話大同小異,無非是“建軍有出息了”,“給老陳家爭光了”。
我一杯杯地喝,臉上堆著恰到好處的笑,既不顯得疏遠(yuǎn),也不過分親近。
我深知,每一杯酒里,都可能溶解著一個請求,一個麻煩。
二叔端著酒杯過來,他是我父親的親弟弟,他拍著我的肩膀,說他家小子在鎮(zhèn)上中學(xué)畢業(yè)了,不想種地,問我廠里缺不缺管倉庫的,那孩子老實。
我笑著說:“二叔,這事兒我記下了,回頭我問問廠里人事。”
三嬸也湊過來,說她閨女的對象在城里跑運(yùn)輸,問我廠里有沒有什么貨運(yùn)的活兒能照顧一下。
我同樣笑著應(yīng)承:“三嬸,等有貨要發(fā),我讓他過來試試!
我知道這些應(yīng)承大多是空頭支票,但此刻,我必須給。
這笑是一道屏障,隔開了他們那些過于熱切的眼神背后,可能隱藏著的各種訴求。
而堂弟陳建民,是其中最顯眼的一個。
他比我小三歲,人長得不賴,就是眼神里總透著一股不著地的飄忽,從小就不是個安分的人。
他端著酒杯,像個貼身侍衛(wèi)一樣緊挨著我坐下,一口一個“哥”,叫得比誰都親。
酒給我滿上,菜給我夾到碗里,那只油膩的手幾乎要伸進(jìn)我的碗里。
他大聲地對同桌的人說:“我早就知道我哥不是一般人!咱們陳家,就出了這么一條龍!”
他說我是他們這些還在泥里刨食的人的“指望”。
我聽著,嘴上說著“哪里哪里,都是運(yùn)氣”,心里卻像落了一層厚厚的灰。
我太清楚他了,從小就是這樣,嘴上抹了蜜,心里卻盤算著自己的小九九。
讓他下地干活,他說自己腰不好;讓他學(xué)個手藝,他說自己不是那塊料;讓他做點小生意,做一樣賠一樣,然后總把原因歸結(jié)為時運(yùn)不濟(jì),缺一個“機(jī)會”。
現(xiàn)在,我這輛桑塔納,恐怕就成了他眼里那個能讓他一步登天的,最大的“機(jī)會”。
酒喝到一半,他把我拉到院子角落那棵掉光了葉子的石榴樹下。
夜風(fēng)吹過,帶來一絲涼意,也吹散了些許酒氣。
他熟練地給我點了支煙,自己也叼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開始訴苦。
“哥,你是不知道,我在家有多憋屈!
他把煙頭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一下,仿佛碾死的是他的不如意。
“一身的本事沒處使,看著你這么風(fēng)光,我打心眼里高興,真的。就是……就是不知道,哥你那兒,能不能給兄弟安排個位置?”
他沒說去當(dāng)工人,用詞很講究,是“學(xué)點管理經(jīng)驗”,或者“跑跑業(yè)務(wù)”。
他強(qiáng)調(diào)說:“我不怕吃苦,哥,只要能跟在你身邊學(xué)東西就行。”
我看著他,煙頭的火光在他臉上忽明忽暗,那張因為酒精和渴望而漲紅的臉,在夜色里顯得有些變形。
我沒說話,只是沉默地彈了彈煙灰,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要的不是幫忙,是要我直接把一塊肥肉送到他嘴邊。
這塊肉,給了,就會被他連骨頭帶筋吞下去,還會嫌不夠。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被院子里刻意壓低的說話聲吵醒。
推開吱呀作響的房門一看,是陳建民,還帶著他媳婦秀蓮。
秀蓮手里挎著個竹籃子,里面是幾棵剛從地里拔出來的青菜,上面還帶著晶瑩的露水,顯得格外有誠意。
她一見我,就滿臉堆笑地迎上來,把籃子往我母親手里一塞,嘴里說著:“嬸兒,自家種的,不值錢,你嘗個鮮。”然后就勢把我拉到屋里。
陳建民跟在后面,很自然地把門給帶上了。
這架勢,是準(zhǔn)備關(guān)起門來“談?wù)隆绷耍贿_(dá)目的誓不罷休。
秀蓮是個典型的農(nóng)村婦女,會說話,也愛慕虛榮,心思比建民要活絡(luò)得多。
她一坐到炕沿上,眼圈就紅了,也不說話,先是低頭用袖子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眼淚,醞釀了半天情緒。
“建軍哥,你可得幫幫我們家建民啊。”
然后才開始訴說,說孩子馬上要上初中了,縣里的學(xué)校樣樣都要錢,光學(xué)費就一大筆,家里開銷大;又說建民在家里怎么怎么不順心,不是他不努力,是這小地方?jīng)]他施展的舞臺,沒遇上個像我這樣的貴人。
“他天天在家里唉聲嘆氣的,說自己沒本事,對不起我和孩子。我看著都心疼!
她一邊說,一邊拿眼睛偷偷瞟我,那眼神里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我,陳建軍,就是他們家命中注定的那個“貴人”。
陳建民則在一旁唉聲嘆氣,佝僂著背,像一棵被霜打蔫了的茄子,時不時地插一句“都怪我沒本事”,夫妻倆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無縫,仿佛演練了千百遍。
我坐在炕的另一頭,默默地聽著,看著他們。
陽光從老舊的窗欞里斜斜地照進(jìn)來,在空氣中切出幾道明亮的光柱,無數(shù)細(xì)小的塵埃在光柱里漫無目的地翻飛、飄舞,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亂糟糟的,找不到一個落點。
直接拒絕嗎?
太傷情面了,會立刻撕破臉,會讓我在村里落個“為富不仁,六親不認(rèn)”的罵名,更會讓年邁的父親在鄉(xiāng)親們面前抬不起頭。
在農(nóng)村,名聲比錢有時候更重要。
可要是答應(yīng)呢?
我太了解建民了,他眼高手低,好高騖遠(yuǎn),把他弄到廠里,不出一個月,他就會嫌棄職位低,工資少,然后開始煽動其他工人,或者打著我的旗號在外面招搖撞騙。
請神容易送神難,最后只會把事情搞得一團(tuán)糟,說不定連我辛苦打拼下來的這點家業(yè)都得搭進(jìn)去。
我腦子里飛快地轉(zhuǎn)著,想著萬全的應(yīng)對之策。
看著秀蓮那張戚戚然的臉,看著建民那雙充滿期盼的眼睛,我忽然覺得一陣無法言說的疲憊,一種深深的,源自血脈卻又無法擺脫的疲憊。
我想到我剛到南方時,睡在橋洞下,被蚊子咬得滿身是包,也曾幻想過有哪個親戚能拉我一把。
可現(xiàn)在,我成了那個“親戚”,卻只想逃離。
那一刻,我決定了,不跟他們玩硬的,得來點軟的,來點讓他們自己打退堂鼓的。
我從炕沿上站起來,走到桌邊,摸出一包“紅塔山”,抽出一根遞給陳建民,自己也點上一根。
我沒有急著說話,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把辛辣的煙霧吸進(jìn)肺里,再緩緩地,長長地吐出來,同時配合著吐出一聲巨大的,充滿了憂愁的嘆息。
我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眉頭緊鎖,眼神也變得黯淡無光,仿佛一夜之間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氣神。
我用手揉了揉太陽穴,做出不堪重負(fù)的樣子。
建民和秀蓮看我這副模樣,臉上的表情也跟著緊張起來,準(zhǔn)備好的說辭都卡在了喉嚨里。
“建民啊,秀蓮啊,”
我開口了,聲音故意弄得沙啞,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你們以為哥在外面過得很風(fēng)光嗎?”
我搖了搖頭,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苦笑。
“唉,這年頭,生意難做啊。家家有本難念的經(jīng)。”
我開始編故事,一個精心設(shè)計過的,半真半假的故事。
我說,我那個服裝廠,主要是給國外做代工的,前陣子接了個東南亞的大單子,全廠上下幾百號人忙活了足足兩個月,貨是準(zhǔn)時發(fā)出去了,結(jié)果對方那家公司卻突然宣布破產(chǎn)了,幾十萬的美金貨款,一夜之間全打了水漂,連個響兒都沒聽見。
“幾十萬美金啊,那可是幾百萬的人民幣!我?guī)啄甑男难,全完了!?/p>
我又說,現(xiàn)在布料價格一天一個價,跟坐了火箭一樣往上竄;工人的工資也得跟著漲,不然人心不穩(wěn),熟練工都得跑到別的廠去;最要命的是,當(dāng)初為了擴(kuò)大生產(chǎn),在銀行那邊還有一大筆貸款馬上就要到期了,銀行天天打電話催,再還不上,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我把一個生意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添油加醋地都安在了自己身上。
“我這個廠子,現(xiàn)在就是個空殼子,你們別看我車開得好,那都是貸款買來撐門面的,為了在外面談生意不被人看扁。實際上,廠子表面上看著還行,其實里面早就被掏空了。說不定哪天,銀行的人就過來貼封條了!
說到動情處,我甚至抬手捶了捶自己的胸口,一臉的痛心疾首。
“不瞞你們說,我這次回來,一是給咱爸過壽,二也是回來探探路,看看要是廠子真干不下去了,回老家這邊有沒有什么小本生意能做。實在不行,”
我把目光轉(zhuǎn)向建民,一字一頓地說得特別清晰。
“我就去城里的夜市盤個攤位,賣烤串,先想辦法把銀行的債還上再說!好歹是個手藝,餓不死人!
我說完,整個屋子都靜得可怕,連窗外麻雀的叫聲都聽得一清二楚。
陳建民和秀蓮臉上的笑容,早就凝固了,像是冬天窗戶上結(jié)的冰花,脆弱又僵硬。
他們倆對視了一眼,眼神里的炙熱迅速冷卻,變成了純粹的驚愕和難以置信。
過了好一會兒,建民才尷尬地干笑了兩聲:“哥,沒……沒想到你……你這么難!
秀蓮也結(jié)結(jié)巴巴地說:“是啊,建軍哥,我們還以為你……唉,這可咋辦!
他又坐立不安地待了一會兒,魂不守舍的,最后找了個“家里豬圈還沒收拾”的蹩腳借口,拉著同樣失魂落魄的秀蓮,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看著他們幾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片刻的輕松,也有一絲揮之不去的,對人性的悲涼。
接下來的幾天,世界果然清靜了。
陳建民再也沒有出現(xiàn)在我家門口,甚至在村里的路上遠(yuǎn)遠(yuǎn)看見我,都會像見了債主一樣,提前繞開走。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徹底變了,從前的羨慕和敬畏,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混雜著同情和惋惜的目光。
我成了他們飯后閑聊時那個“看著風(fēng)光,其實差點破產(chǎn)”的可憐人,成了教育孩子們“外面不好混”的活教材。
“你看老陳家那小子,車開得那么好,還不是說倒就倒!
我不在乎這些,比起被無休止地糾纏,我寧愿要這份帶著誤解的清靜。
我安安心心地陪著父母,給他們講些外面城市里的有趣見聞,當(dāng)然,閉口不提生意上的任何煩惱。
有一天,父親在飯桌上,小心翼翼地問我:“建軍,他們說的,是真的嗎?生意……真的那么難?”
我看著父親擔(dān)憂的眼神,心里一酸,卻還是得硬著頭皮演下去。
“爸,沒事,一點小挫折,我能應(yīng)付。您別聽他們瞎傳!
我給父親的煙換成了好一點的“中華”,給母親買了她念叨了很久卻舍不得買的羊毛衫。
看著他們臉上那滿足又心疼的笑容,我覺得自己演的那場戲,再逼真一點也值了。
父親的七十大壽,總算是在一種相對平和的氣氛里過完了,沒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壽宴之后,我準(zhǔn)備動身返回南方。
臨走前,我把一沓厚厚的現(xiàn)金塞到父親的枕頭底下,告訴他這是我手頭上最后一點積蓄了,讓他們省著點花,等我那邊緩過來再給他們寄。
父親渾濁的眼睛里閃著淚光,布滿老繭的手緊緊攥著我的手,一個勁兒地囑咐我,在外面別太拼了,錢是掙不完的,身體要緊,實在不行就回來,家里有地,餓不死人。
我用力點點頭,心里酸酸的,不敢再多說一句話。
我坐在桑塔納的駕駛座上,搖下車窗,看著父母并肩站在院門口,身形在午后的陽光里被拉得又瘦又長。
他們用力地?fù)]著手,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完。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打了敗仗的逃兵,用一個精心編織的謊言,倉皇地逃離了這片讓我眷戀又讓我窒息的土地。
我以為,這場關(guān)于親情的鬧劇,到此就該畫上一個句號了。
我甚至在心里盤算著,等過年回來,就告訴他們,我的生意又緩過來了,一切都好了,讓他們別再擔(dān)心。
我發(fā)動了車子,桑塔納平穩(wěn)地駛出村口。
我從后視鏡里看著那個生我養(yǎng)我的村莊在視野里越來越小,最終變成地平線上的一個模糊的墨點,心里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如釋重負(fù)的感覺。
就在這時,我揣在中山裝內(nèi)兜里那只諾基亞手機(jī),突然響起了急促的,像是在催命一樣的鈴聲。
在這個年代,手機(jī)鈴聲在鄉(xiāng)間小路上響起,總顯得有些突兀。
我掏出來一看,屏幕上顯示著“王支書”三個字,是村長老王。
我心里沒多想,以為他就是打個電話跟我客氣客氣,道個別,于是便接了起來,笑著說:“王叔,我這剛出村,正要走了,您還有什么事?”
電話那頭,卻沒有傳來老王往常那爽朗的笑聲。
他的聲音異常焦急,而且壓得極低,像是怕被旁邊的人聽見,氣喘吁吁的。
“建軍!你先別走!聽我說,出大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下意識地踩了一腳剎車,車子在空無一人的土路上發(fā)出一聲刺耳的摩擦聲。
我趕緊把車停在路邊,手心已經(jīng)開始冒汗,急切地問:“王叔,怎么了?您慢慢說!是不是我爸媽他們……”
“不是你爸媽!”
老王的聲音喘著粗氣,幾乎是在用耳語飛快地說著,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小石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砸得我發(fā)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