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命運總是在最不經(jīng)意的時候，悄悄擰緊了手中那根命運的弦。

1935年的中國，就像一個被烈火炙烤的熔爐，到處都是噼里啪啦的響聲。

就在那樣的年月里，一批紅軍硬是闖進了一個叫懷玉山的地界，然后，就被人家給圍上了。

八百來號人，個個都是精挑細選的硬漢，可這回，他們的手里不僅有槍，還有三百來號傷兵，那可都是一條條命啊。

你說這事兒，是不是叫人一下子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這懷玉山，說起來也不是啥兵家必爭之地，怎么就成了紅軍的“鬼門關”？

四面八方，敵人的兵就跟潮水似的涌過來，想把這支孤零零的隊伍給活吞了。

這仗打得，那叫一個兇險，每一步都跟走在刀尖上似的。

可偏偏這時候，一個年輕的指揮員，粟裕，剛當上參謀長沒多久，就得硬著頭皮跟政治部主任劉英一塊兒，領著這幫人，在眼瞅著就要沒路的時候，殺出一條血路來。

你還真別說，這倆人，一個是頭腦，一個是主意，把敵人的那張網(wǎng)給撕開了口子，不但大部分人都給撤了出來，更叫人拍案叫絕的是，那三百多號傷病員，愣是給他們安安全全地送到了軍區(qū)醫(yī)院。

這事兒，拿今天的話說，那就是教科書級別的“絕地求生”。

仗打完了，人都累得跟啥似的，可命令又來了。

上頭的意思是，把這撥剛從鬼門關爬出來的隊伍，重新給“武裝”起來，變成一支“挺進隊”，直接往浙江那邊挺，在那里搞游擊。

這主意，聽著就夠膽兒的，但也透著股子機靈勁兒。

想啊，浙江那地兒，國民黨那邊雖然管著，但比起老巢蘇區(qū)，兵力不那么密集，而且山山水水、田野村莊的，是打游擊的好地方。

這支部隊剛打完硬仗，人手不足，裝備也殘缺不齊，要是再跟敵人主力硬碰硬，那不就是送死嗎？

可要是深入敵后，就能避開鋒芒，給自己養(yǎng)精蓄銳的時間，順道還能在那邊種下革命的火種，給敵人添點亂，讓他們的“圍剿”計劃亂了套。

更絕的還在后頭。

那時候，閩浙贛一帶的蘇區(qū)，本來就給國民黨的“圍剿”打得夠嗆。

中央紅軍主力都走了，蘇區(qū)這邊的人馬就更分散了，日子過得那是相當艱難。

你這會兒派一支小隊伍，像把尖刀一樣插進浙江腹地，就能牢牢地拽住一部分敵人的兵力，讓他們沒法集中起來對付蘇區(qū)。

這就像什么呢？

就像你在下棋的時候，明明是要保自己的大部隊，結(jié)果對方老想去吃你一個不起眼的小兵，結(jié)果自己的棋子就不得不跟著動，本來想圍攻你核心棋子的力量，就被分散開了。

這是一種以局部牽制全局的妙招，說白了，就是讓敵人“顧此失彼”。

粟裕和劉英，都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這上的什么心思，他們心里門兒清。

可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那也是真真切切的，一點不含糊。

前面懷玉山一仗，把隊伍打殘了，剩下的人就四百來號。

就這點人，想在敵人地盤上打游擊，那可真是“杯水車薪”。

裝備更是沒法看，迫擊炮沒炮彈，機槍沒子彈，說起來好像人不少，但真到了戰(zhàn)場上，能打的，可能就剩下了手里那桿最樸素的步槍。

浙江那邊，也不是說沒人，就算是“薄弱區(qū)”，也意味著敵人就在附近，隨時可能冒出來。

這么點家底，真要是遇上了，那后果，簡直不敢想。

可就是這樣，粟裕和劉英也沒向上頭哭窮。

他們倆，還有那一幫子人，都是那種硬骨頭，認準了的事，就不往后退。

他們把這剩下的人馬，硬生生給擰成了一股繩，組建起一支“挺進師”，粟裕當師長，劉英當政委。

這挺進師，走出去可不是一路順風。

剛進浙江地界，就給敵人給攔住了。

那場仗打得，又是一場硬仗，又掉了上百號人。

這會兒，要不是閩浙贛軍區(qū)及時送過來一個團的兵，這隊伍真是要散架了。

好在，路上還碰上以前紅七軍團的老部下，又收編了一百五十多號人。

這就像在荒漠里走了半天，終于看見了綠洲，隊伍又有了點底氣。

就這樣，粟裕帶著這支好不容易喘過氣的挺進師，就在浙西南那塊地方，扎下了根，開始打游擊。

他們就像一把藏在敵人屁股后面的刀子，時不時地就捅一下，找機會就咬敵人一口，然后躲起來，慢慢養(yǎng)傷，再找機會出來。

這仗，打得是艱苦卓絕，可也正是這樣，這支隊伍在火里、在血里，一點點長大了，成了浙西南那一帶，一股不能小瞧的力量。

要是把近三年的游擊戰(zhàn)爭，放到歷史的大本子上，可能就寥寥幾筆。

但對于當時在浙江大地摸爬滾打的每一個人來說，那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至暗時刻”。

翻翻那些當年的資料，跟粟裕、劉英一塊兒在浙江拼命的那些老革命，他們的命，就跟那山野里的草一樣，看著頑強，其實也特別脆弱。

就說謝文清吧，他當時是挺進師沒收委員會的主任，管著部隊的錢袋子。

他不光要想法子弄錢，更重要的是，他還在那邊安了個“糧倉”，給挺進師源源不斷地送東西。

1937年，敵人大舉進攻，他帶著人，硬是找了個新的根據(jù)地，一直堅持到新四軍成立。

后來他選了留在浙江繼續(xù)干，結(jié)果還是被抓了，雖然最后又回到了部隊，但身體早就不行了，沒法再上前線。

還有楊干凡，他是挺進師搞地方工作的頭頭。

主力隊伍都走了，他還在游擊區(qū)硬撐著。

敵人來得兇，楊干凡帶著隊伍拼死干，可是在鳳凰山那邊住下的時候，突然給敵人包圍了，最后壯烈犧牲。

王蘊瑞，是挺進師的參謀長，后來當了浙西南軍分區(qū)司令。

他在游擊區(qū)跟敵人周旋了好久，仗打得太苦，他也生病了，回老家養(yǎng)病。

等到抗日戰(zhàn)爭打響，他又重新歸隊，一路從抗日、解放戰(zhàn)爭，一直打到抗美援朝，最后在1955年，成了一名少將，算是熬出了頭。

方志富，是挺進師第三縱隊的政委。

他帶著隊伍在杭嘉鐵路那邊晃悠，把敵人不少兵力給拖住了。

主力一走，他那點人馬就被包圍了。

在龍泉一個茶園里，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跟敵人拼到最后，愣是沒投降，直到壯烈犧牲。

劉達云，挺進師的供給部長。

他本來已經(jīng)帶著隊伍突圍，打算再開個新根據(jù)地。

可是在那種艱苦得沒法想象的環(huán)境下，他心里動搖了，悄悄地自己跑了，最后回老家安安生生地過日子去了。

楊金山，第一縱隊政委。

他帶著隊伍好不容易建了個根據(jù)地，突圍后，想跟別的隊伍碰頭，結(jié)果一路磕磕絆絆，就是聯(lián)系不上。

隊伍最后沒法子，就分散了。

楊金山帶著一小部分人，在縉云一個叫玉環(huán)嶺的地方跟敵人拼命，最后也犧牲了，那年才27歲，正是好年華，就這么倒在了路上。

張友昆，衛(wèi)生部長。

他一直在前線，給游擊隊員還有老百姓看病，還培養(yǎng)了不少學醫(yī)的年輕人，為部隊建醫(yī)療隊出了力。

最困難的時候，他回老家開了個診所。

全國解放后，他又去了贛州那邊，繼續(xù)給老百姓看病。

張文碧，第三縱隊副政委兼特派員。

他帶著隊伍開辟根據(jù)地，后來又去了第二縱隊當政委。

在瑞安的山區(qū)里，他長期打游擊，條件再差，他都沒離開隊伍。

抗日戰(zhàn)爭一打響，他又帶著隊伍奔赴前線。

后來他在新四軍里當了大官，也立了大功，1955年也被授予了少將軍銜。

他這輩子，為新中國沒少出力。

說起這些事，你就能明白，當年那場仗，打得是真不容易。

哪是隨便說說“堅持抗戰(zhàn)”就能完事的？

那是無數(shù)人用命、用血，在敵人后方給自己拼出條活路，拖住敵人，支援蘇區(qū)。

挺進師的干部們，不少都是部隊里的骨干，卻就這么硬生生給拼沒了。

你看，那種“十個人出去，可能只有一兩個能回來”的慘烈，也有那種“寧可死，也不能投降”的硬氣。

就算是當了官的，也一樣得面對生死和心里的考驗，有人沒了，有人動搖了，但更多的是像王蘊瑞、張文碧那樣，一路拼殺過來，最后得到了他們應有的榮譽。

粟裕、劉英帶的這支挺進師，他們的故事，就是紅軍長征過后，在敵后堅持斗爭的一個縮影。

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在浙江的山里頭，在中國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一筆。

他們就是亂世里的英雄，是國家最危險時候的頂梁柱。

到了如今，回想起那段炮火紛飛的日子，心里總得給那些在最難的時候，還在咬牙堅持的人，敬個禮。

他們的拼搏，他們的付出，他們的犧牲，才換來了咱們現(xiàn)在安穩(wěn)的日子。

他們的經(jīng)歷，永遠值得咱們記得，也永遠值得咱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