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號那天，東京首相官邸門口鬧出很大動靜，社民黨的福島瑞穗帶著一群市民站在那里，拿著喇叭高聲說話，指責內閣正在做的事情其實是在為戰(zhàn)爭做準備，這件事不是突然發(fā)生的，往前推一個月，高市早苗在公開場合提到“臺灣有事就是日本生死關頭”，這句話一說出來，很多人就開始坐不住了，普通民眾沒有馬上抗議，但經濟方面的反應來得更快一些。

中國沒有發(fā)表正式聲明，也沒有召開記者會，而是采取了實際措施，比如嚴格限制海鮮進口，減少旅游團規(guī)模，日本地方上依賴出口的小企業(yè)和漁業(yè)合作社開始出現虧損，經營者們不再指責政府，而是在計算損失該由誰承擔，這無關政治立場，而是直接的經濟損失影響到生計問題。

很多人認為憲法第九條只是寫在紙上的規(guī)定，實際上它早已融入日本人的生活根基，老一輩人經歷過戰(zhàn)爭，深知打仗的可怕之處，年輕人雖然沒有親身體驗，但從小聽長輩講述，學校也教導他們，對“不能主動發(fā)動戰(zhàn)爭”這件事形成共識，福島提到“你們在準備打仗”，這觸及普通人最擔心的問題：孩子可能被送上戰(zhàn)場，這不是左派人士煽動的結果，而是老百姓心里一直存在的擔憂。

高市早苗用“外面有危險”爭取支持，但她沒料到企業(yè)不愿把錢投進軍費里，供應鏈已經夠亂，再加負擔只會更糟，地方政府的資金幾乎不夠發(fā)養(yǎng)老金和看病補貼，哪還有能力搞軍事建設，年輕人也不認同，他們覺得為別人安全犧牲自己工作和收入不值得，沒人上街喊口號，可大家用錢包投票，比游行還實在。

中國的應對方式很聰明，沒有直接實施制裁，而是從海關檢查、簽證審批和進口配額這些環(huán)節(jié)逐步收緊，效果很快顯現出來：進口商的利潤減少，超市的海鮮價格上漲，來旅游的人變少，酒店空房增多，這些變化最終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菜價漲了，工資沒跟著漲，日子過得比以前緊，這種壓力不是喊幾句口號就能化解的，它從賬本一路傳到餐桌，反過來又讓政策制定者感受到實實在在的負擔。

東京都廳給自衛(wèi)隊擴建撥過款，但同一時期卻削減了中小企業(yè)補助，這說明財政根本支撐不住，一邊要保障安全，一邊要維持民生，資源只有這么多，只能選擇其中一項，福島在現場問誰來負責這個問題，其實她心里明白，真正需要負責的不是某個人，而是整個系統——缺錢的地方政府、失業(yè)的年輕人、被老齡化拖垮的醫(yī)療體系，這些才是真正的危機。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七千億美元，產業(yè)鏈彼此緊密相連，新能源、機器人、養(yǎng)老護理和環(huán)保技術這些領域，雙方都相互依存，高市選擇走對抗的道路，等于把政治當成了賭注，如果贏了可能一時風光，如果輸了就會導致經濟崩潰，普通民眾并不在意誰輸誰贏，他們只關心明天有沒有飯吃，孩子能不能找到工作，老人是否看得起病。

12月23日那場圍堵，表面上是抗議活動，實際上是多重壓力共同爆發(fā)的結果，有人舉著標語表達訴求，有人計算生活開支的賬目，有人擔心孩子的將來發(fā)展，這些情緒并非突然出現，而是幾個月來經濟形勢下滑、政策執(zhí)行脫節(jié)、民生負擔加重逐漸累積形成的，官邸前那堵墻上貼的不只是口號，還包括家庭收支報表、醫(yī)療繳費單據、日常購物發(fā)票，這些都是普通人真實生活的寫照。

沒人想要去當什么英雄，只想平平安安過日子，憲法第九條不是放在那里好看的，那是多少代人用血和淚換來的生存規(guī)矩，現在有人打算改動它，可是在改動之前，得先想明白，改了之后，誰來承擔這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