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毛岸英去世40年后，她的妻子劉思齊突然向中央提出了兩個疑問：第一，為什么沒有革命烈士證書？第二，為什么沒有撫恤金？對此，中央高度重視，并很快給予了解決。
1990年深秋，北京氣溫比往年冷得更早一些，劉思齊坐在家里的沙發(fā)上，手里翻著一本老相冊，照片紙邊已經有些卷了，泛黃的照片上，是她和毛岸英的合影。
那是他們婚后沒多久拍的，他穿著軍裝，站得筆直。她靠在他身邊，笑得很安靜。
這年，距離毛岸英犧牲，已經整整過去四十年，前些天，她參加了一個紀念抗美援朝的活動，現(xiàn)場來了不少志愿軍家屬，大家說著話、聊著當年，有人提到了自家墻上掛的烈士證書，還有人說起當年收到的那份撫恤金，說那是國家對家屬的一個交代。
劉思齊聽著，心里突然有點發(fā)緊，她回到家后，打開抽屜，把家里能翻的舊信、存檔、證件全都找了一遍，沒有找到毛岸英的烈士證明，也沒有任何撫恤款的記錄。
她一開始不敢相信，以為是自己記錯了，或者是當年放丟了，可越翻越覺得不對，她坐在桌前，寫了一封信，語氣不重，只是問了兩個問題：毛岸英犧牲四十年，怎么還沒有烈士證明？撫恤金是不是也該補一份？
她不是為錢，她心里太清楚那點錢早就沒什么實質意義了，她只是想知道，毛岸英的犧牲，國家還記得嗎？
事情很快傳到了有關部門，一查，確實是漏了，毛岸英的身份特殊，當年去前線時，部隊里只有極少數(shù)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用的是別名，連戰(zhàn)友都沒幾個清楚他的來歷。
犧牲之后，因為戰(zhàn)場緊張、身份保密，再加上一些歷史原因，這事竟然就被擱下了。
劉思齊知道這些情況，她也理解，但理解歸理解，問題還是要問，她不是第一次為毛岸英的事“較真”，年輕時丈夫犧牲，她沒哭沒鬧，硬是一聲不吭挺了兩年，直到毛澤東親口告訴她真相。
那一刻她不是崩潰，而是麻木。她沒哭，只是靜靜坐著，可是從那以后，她心里就藏著一個執(zhí)念——毛岸英不是一個“無名之人”，他是一個為了國家犧牲的戰(zhàn)士，哪怕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也應該像所有志愿軍戰(zhàn)士一樣，被國家正式認定。
她不是為自己爭什么名分，而是覺得，一個人死了，他的名字、他的身份，該有的東西，不能沒有。
那年冬天，相關部門很快做出回應，他們重新核查了資料，確認毛岸英的犧牲符合烈士標準，立刻補發(fā)了證書，也補發(fā)了一筆象征性的撫恤金，金額不大，但該有的程序一步不差。
劉思齊收到東西時，沒有表現(xiàn)出太多情緒，她坐在桌前，小心地把證書攤在桌面上，用手輕輕撫平了折痕，她把那320元放進一個老式信封里，收進抽屜，她沒對人說這事值不值，只是淡淡說了一句：“該有的，總算有了。”
旁人聽了，也說不出話來，四十年前的那個冬天，毛岸英是在朝鮮犧牲的，那時候，天氣極冷，前線情況吃緊。
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但在部隊里，他從不搞特殊，他吃的飯、睡的炕，和普通士兵一樣，有時連棉衣都比別人薄，有人說他住過地窖，身上長滿虱子，他自己不當回事，還笑著說“大家都一樣”。
他犧牲那天，身邊沒有人認得出他是誰，最后是靠一塊燒焦的蘇聯(lián)手表才確認了身份，那只表，是劉思齊送的。
毛澤東聽到消息后，沒有立刻告訴家人，整個冬天，他都沒有表現(xiàn)出異樣，身邊人回憶，那段時間他常常抽煙，可每次煙都點不上，手一直抖得厲害。
劉思齊當時還在等著岸英回家，她寫信過去，信退了回來，封面蓋著“收信人不詳”，她直覺出了事，但沒人告訴她真相，直到1953年，她才知道，丈夫已經在朝鮮的土地上，永遠留了下來。
從那以后，她幾乎沒再提起毛岸英的事，想念歸想念，她選擇了沉默，她重新開始生活，結了婚，生了孩子，但她給長子取名“小英”，這是她心里唯一的堅持。
她不是一個愛張揚的人，可她知道，有些事情你不說，就真的沒人記得，那封寫給中央的信，她不是為自己說話，是為毛岸英，也為所有在戰(zhàn)場犧牲卻沒有留下名字的人。
補發(fā)的那張證書上，寫著“革命烈士”四個字，她看了很久，最后輕輕點了點頭，說：“這樣就好?！?br/>她去世前，那張證書還在她的書桌抽屜里，和毛岸英的合影放在一起，有人說她這一生過得平凡，也有人說她承受得太多，她自己不評價，她只說：“人不能忘本。尤其是犧牲的人，不能被忘?！?br/>如果不是那封信，可能毛岸英的烈士身份還會繼續(xù)被遺漏，可她偏偏就寫了，不是聲勢浩大的一封公開信，也沒有到處宣揚，她只是覺得，這件事，不該沒人提。
她的堅持，讓一個被歷史縫隙掉下去的名字，重新被捧上國家的榮譽臺，不是為了光宗耀祖，而是因為這是應該的。
很多年以后，還有人在回憶時提起這件事，說：“劉思齊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彼齾s從來沒覺得自己在“做什么大事”，她說：“我只是覺得，不能讓他白白死了?！?br/>她的一句話，輕描淡寫，卻像石頭一樣砸在人心里，她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一個名字，也守住了那個年代最后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