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被媒體反復放大的“香港眾志”，如今只剩下殘破的符號意義，時間走到2025年，黃之鋒所期待的所謂“自由曙光”，并沒有如期出現，反而被一根根更粗的鐵欄徹底擋住。

就在他以為刑期已經走到中段、甚至開始盤算是否存在假釋空間時，新的指控突然落下——在獄中再度被捕，罪名直指2020年下半年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這并非簡單的“加碼”，而是性質更重、后果更嚴重的一次定性，讓原本就看不到盡頭的刑期，再次被無限拉長。

但如果只把這件事理解成一個“年輕人受難”的悲情版本，顯然過于膚淺，真正耐人尋味的，是把鏡頭從法庭和牢房往外拉，去看這條路是如何一步步被鋪好的。

很多人忽略了一個事實：今年的這一刀，并不是突然揮下的，它的伏筆，早在2020年的冬天就已經埋好。

那一年，香港國安法落地，亂港陣營集體陷入恐慌，就在這種氣氛下，黃之鋒的父親黃偉明，做出了一個極為現實、也極為冷靜的選擇——賣房套現。

位于鴨脷洲海怡半島的一套633平方英尺海景單位，是黃家多年的居所，2007年買入價415萬港元。

按當時行情，完全可以慢慢等待更高價位，但黃偉明沒有等，2020年11月，在兒子即將被判刑的關鍵節(jié)點，這套房子以980萬港元迅速成交，比市場估值低了一成左右。

在香港這種市場環(huán)境下，這樣的價格并不“難看”，但那種急切感卻非常明顯：不求多賺，只求快出，只要現金。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黃之鋒被押往石壁監(jiān)獄，開始了他的刑期，而家里這筆“變現成功”的錢，也悄然完成了使命，為接下來的動作鋪好了路。

2021年1月，當黃之鋒還在適應監(jiān)獄里的生活節(jié)奏時，黃偉明已經帶著妻子和小兒子登上了飛往澳大利亞的航班。

這次離開，沒有公開告別，也沒有任何象征性的“堅持到底”，對外界而言，只是突然發(fā)現這個曾頻頻出現在鏡頭前、以“民主斗士父親”自居的人，徹底消失了。

可以說，這場撤退執(zhí)行得相當干凈。賣房、訂機票、舉家離港，幾乎沒有留下多余痕跡，后來有香港媒體試圖聯系黃偉明核實情況，電話那頭只留下了一句“不方便”，隨后便再無回應。

從那一刻起，過去十多年塑造出來的“父子并肩”“為理念承擔后果”的形象，迅速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冷處理的切割。

在澳大利亞，黃家過上了一種刻意低調的生活，沒有繼續(xù)活躍在政治圈，也沒有再高談闊論，靠著當年賣房所得的資金，他們在郊區(qū)安頓下來，盡量遠離華人政治話題，也遠離媒體視線。

黃偉明早年從事IT行業(yè)，如今已退休，生活重心變成了適應當地節(jié)奏、照顧家庭，以及讓小兒子盡快融入新的教育體系。

這種“隱身”，與他在香港時期形成了強烈反差，而在這條時間線上，唯一沒有被帶走的，只剩下仍在高墻內反復應訊的長子。

諷刺的是，這種選擇并非個例，在那段風聲最緊的時期，不少亂港陣營的重要人物，嘴上仍在高喊口號，身體卻已經非常誠實。

有人低價出售自住物業(yè)，有人提前完成資產轉移，賬面上動輒套現上千萬港元，口頭上的“齊上齊落”，最終都敗給了現實中的“先走一步”。

他們離開了，留下的，是那些真正被推到前臺、卻沒有退路的年輕人，而黃之鋒，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如果繼續(xù)往前追溯，會發(fā)現黃之鋒并不是某天突然“變成”激進人物的，他更像是一個被系統(tǒng)性塑造、被提前催熟的政治產品。

早在少年時期，黃偉明就已深度介入政治圈，并有意識地將這種立場灌輸給兒子，讓他學習主張“人權、革命”的書籍資料。

這并不是普通家庭里偶爾的政治討論，而是一種帶有明確目標的引導，甚至可以說是長期“造星”的過程。

2011年，境外勢力已經注意到這個家庭的潛在價值，通過商會渠道，黃家被邀請前往澳門，入住美資酒店，享受超出普通家庭規(guī)格的接待。

隨后幾年，美方官員與黃氏父子頻繁接觸，從見面、合影到私下交流，逐步搭建起一套“激勵—回報”的心理結構。

承諾也隨之而來：只要在行動上“盡力”，未來無論有沒有案底，都能獲得海外名校機會，獎學金不成問題；活動經費亦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數額不菲。

這些條件，對一個正在被推向聚光燈中心的少年而言，幾乎沒有拒絕的空間，于是，絕食、示威、沖在最前線，一步步走向更激進的位置。

他享受過掌聲，也享受過國際媒體的追捧，卻很難意識到，自己在更大的博弈中只是一個可替換的角色。

現實的冷酷，在他真正入獄后才徹底顯現，那些曾經與他合影、稱贊他的政客，迅速拉開距離；所謂“國際聲援”，大多停留在聲明層面。

朋友流亡、伙伴抽身，留下他獨自面對一項比一項更重的指控，今年新增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名將于明年3月6日第三次提訊。

到這一刻，整場賭局的結構才徹底顯露：做決定的人，早已帶著籌碼離場；被押上桌面的那個人，卻被永久地留在了牌局里，所謂宏大的敘事，最終只剩下利用、切割與自保。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