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長安街的風格外刺骨，人民大會堂里卻熱氣蒸騰。當天的人大會議程中出現(xiàn)了一個毫不起眼的名字——陳永貴，一位只念過幾個月私塾、常年扎白毛巾的山西晉中農(nóng)民。不到半小時，他被正式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許多人愣住了：履歷上寫著“昔陽縣大寨生產(chǎn)大隊黨支部書記”，這能直接跨進副總理的門檻？同樣驚訝的還有陳永貴自己，他在會后握著工作人員的手反復嘟囔：“俺也沒想到能走到這一步?！?/p>

回到十多年前，大寨村還只是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山溝。1963年，華北大旱緊接暴雨，梯田被沖成溝壑，五谷稀爛。省里派人送來救濟糧，陳永貴卻在村口擺手：“自家災自家扛！”理由很簡單——要是靠等救濟，莊稼漢遲早變要飯的。于是村民綁腿扎腰、連夜修堰擋洪，硬是在當年向國家交了二十四萬斤公糧。這一樁壯舉先驚動山西省委，接著被李一清帶進了中央的視野。

1964年，全國水利會議上，陳永貴第一次站在首都講臺。他沒換西裝，仍舊白毛巾、粗布褂子，上來先喊：“俺就是給各位念一遍大寨的賬本！”一口太谷腔把會場逗得一陣輕笑，可細算畝產(chǎn)、工分、投工數(shù)，人們意識到這份“土辦法”里蘊著真功夫。會后，周恩來建議中央把“農(nóng)業(yè)學大寨”作為口號推開。毛澤東也點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陳永貴就是例子?！?/p>

榮譽滾雪球般襲來，全國勞動模范、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位置越來越高，掌聲也越來越密。問題是，掌聲容易讓人忘了梯田的石階有多陡。1968年，陳永貴因新華社報道“力度不夠”而在大庭廣眾下痛罵記者一個多小時；幾名編輯尷尬得直搓手，他卻毫無收斂。有人暗地里嘀咕：“永貴叔怕是忘了自己還頂著‘農(nóng)民’二字。”

真正的轉折落在1975年。周恩來病榻上點將：“國務院要一個懂泥土味的人，你去！”陳永貴推辭不掉，只能進京辦公。他依舊白毛巾、不系領帶，自嘲是“泥腿子進宮”?？啥潭虄赡?，他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的估報屢屢失真；一份內部材料顯示，幾個省份的上報數(shù)字經(jīng)過層層加碼，最終送到國務院時已跟實際相差一大截。陳永貴卻在會議上拍桌子：“保證完成！”鄧小平聽后皺眉，卻沒當場反駁。

口角沖突終于爆發(fā)。一次副總理辦公會議上，陳永貴指責“對農(nóng)業(yè)不上心”，話鋒直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屋里空氣瞬間凝固，有人試圖打圓場，鄧小平揮手：“讓他說完。”會后，文件用“態(tài)度粗魯”四個字記錄了此事。胡邦曜也曾當面被陳永貴數(shù)落：“只會掉書袋！”輿論風向迅速逆轉，稱他“凡事自以為是”。

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掀起波瀾，“大寨模式”受到重新評估。昔陽縣與大寨的若干失誤被擺上桌面，山西省委遞交報告，點名陳永貴負首責。鄧小平審閱后批示：“不能讓個人替特殊年代買單，但要糾偏?！边@句批示留給陳永貴極大回旋余地，也保住了他的政治體面。

1980年8月，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召開。陳永貴走上講臺，聲音嘶啞：“請求解除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文件當天通過，他從高位退下。值得一提的是，他保留了正部級待遇、住房、專車，可沒多久自己把紅旗車鑰匙交給警衛(wèi)：“俺不用這個排場了。”國管局勸，他仍堅持搬到普通高干樓，只帶走床鋪、舊電視、電話機三件東西。

退出中央舞臺后，陳永貴主動提出去北京東郊農(nóng)場“蹲坑”，給青年農(nóng)工講改土經(jīng)驗。有人嘲笑他“灰頭土臉混日子”，他擺手：“莊稼人離土就廢?！?985年，他被確診肺癌晚期。華國鋒、余秋里輪流探病，鄧小平則三次派人送來最新藥物。病榻上，陳永貴對護工感嘆：“鄧公沒跟俺記舊賬，心里服氣?！?/p>

1986年3月26日凌晨，陳永貴病逝。追悼會規(guī)格一度成難題：“辦，還是不辦？”最終鄧小平拍板，用國務院副總理級標準。靈車駛出八寶山，身后沒有長篇演說、沒有排山倒海的哀樂。骨灰依照遺愿撒在大寨虎頭山頂，碑文只刻八個字——“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

陳永貴的一生從貧農(nóng)娃起步，靠鐵鍬攀上國家領導人臺階，又在五年間跌回普通公民的隊伍。他曾沖動、曾自負，也曾醒悟、知錯能改。對于農(nóng)業(yè)，他貢獻過經(jīng)驗；對于政治，他留下了警醒：農(nóng)民可以進殿堂，但泥土里的務實與樸素，若被掌聲和權勢掩去，再豪邁的口號都會失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