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辯護是一種辯護方法，既然適用于無罪辯護剛需的案件，那也就意味著超出無罪辯護剛需范疇的案件，就應該盡量避免采用無罪辯護。那些不能選擇無罪辯護的案件，就屬于無罪辯護的禁區(qū)。那種美化、神化或者圣化無罪辯護的說法，背離了律師辯護“受人之托”原則，很容易從“幫忙”變成“添亂”。

無罪辯護有各種禁忌，主要是六種情形。只要遇到這六種情形，不建議律師同行強行無罪辯護，不贊同律師“知其不可而為之”，須知維護當事人合法利益才是律師職責所在，即“有利原則優(yōu)先于有理原則”。

第一種是當事人自稱沒有冤情的案件。

我們律師初次會見，在充分幫當事人普法并介紹哪種情況下本案構(gòu)成犯罪、哪種情況下本案不構(gòu)成犯罪后，往往會詢問當事人是否有冤情。如果當事人明確自己沒有冤情，只是希望能判輕點，此時律師的第一反應，應該是選擇有罪辯護而不是無罪辯護，除非律師發(fā)現(xiàn)當事人本來無罪卻誤以為自己有罪。當然，這種錯誤理解的情況，屬于微概率事件。

我們律師面對應當做輕罪辯護的案件，需要幫當事人爭取認定自首或坦白、認罪等從輕情節(jié)，并在有受害人的案件中積極退贓或賠償并尋求諒解。當事人賠償可以作為從輕處罰的籌碼，切忌在沒有與辦案機關(guān)之間達成合理的妥協(xié)條件時，過早退贓或賠償。我們需要考慮辦案人員的思維，能夠說服當事人退贓或賠償也屬于他們的工作成績。雖然刑事案件不能做交易，但法律規(guī)定的從輕或減輕依據(jù)，我們要充分發(fā)揮其積極價值。

第二種是現(xiàn)有證據(jù)足以證明當事人有罪的案件。

律師完成閱卷之前，一些當事人因為恐慌而沒有如實陳述，所以許多時候律師都是閱卷后才知道當事人確實有罪的。律師已經(jīng)清楚了偵查機關(guān)收集的有罪證據(jù)，尤其是當事人對自己所犯的罪刑供認不諱，此時律師應該明確本案只能做有罪辯護。我們不應該去責備當事人不該欺騙律師，畢竟他們聽到律師的無罪分析也是一種安慰。

第三種是案件存疑但司法實踐中會認為有罪的案件。

這種案件讓律師很郁悶，一方面按照嚴格的證據(jù)規(guī)則辦案機關(guān)應當認定當事人無罪，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往往會判決有罪，此時律師可以與當事人進行分工，支持當事人認罪甚至退贓、賠償，但律師在尊重當事人認罪態(tài)度的情況下可以對證據(jù)存疑的部分全面質(zhì)疑。此時完全做無罪辯護可能失去從輕或減輕的量刑情節(jié)，因此律師可以在做有罪辯護的同時強化對存疑證據(jù)的否定。

這類案件主要發(fā)生在職務(wù)犯罪案件尤其是賄賂案件中，律師要完整做無罪辯護難度太大，那就采取“切香腸”方式既認罪也不放棄對證據(jù)達不到確實充分的部分堅決予以否定。

第四種是因為特殊原因難以做無罪辯護的案件。

我國的案件不能單純追求法律效果，而是要把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有機結(jié)合起來。某些案件因為特殊原因，律師難以堅持無罪辯護，此時就需要從現(xiàn)實出發(fā)，選擇有罪辯護。此時的有罪辯護是一種辯護態(tài)度，并不妨礙律師對關(guān)鍵證據(jù)全面質(zhì)疑。

法官考量的事項太多，他們做出無罪判決還要受到審判委員會甚至上級法院的約束。普通的刑事案件律師可以堅持無罪辯護，但特殊的刑事案件律師也需要考慮到法庭之外的因素。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機關(guān),政治方向是首要問題。律師辦理特殊案件時，也需要有政治敏銳性，能爭取到的現(xiàn)實利益才是有價值的，不能爭取到的假想利益不應該是律師的理性選擇。這類案件并非說制度上不允許做無罪辯護，而是此時無罪辯護的效果往往不如有罪辯護。

第五種是當事人愿意妥協(xié)的案件。

如果說一宗案件當事人不愿意接受妥協(xié)，則律師必須堅持無罪辯護，那么一宗案件當事人愿意接受妥協(xié)，律師就只能放棄無罪辯護接受輕罪辯護。律師作為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wù)的執(zhí)業(yè)人員，他們不應該有自己的立場，只能是按照當事人的立場來組織有罪或無罪辯護。

這一種情形也有例外，那就是當事人愿意接受妥協(xié)，但律師確實認為本案有罪證據(jù)不足的案件，此時律師與當事人充分協(xié)商后可以堅持無罪辯護。如果當事人堅決不同意律師做無罪辯護，則律師要么放棄代理辯護，要么放棄無罪辯護。律師只能說服當事人接受自己的辯護策略，而不能越過當事人自行選擇辯護策略，甚至因為辯護策略的分歧而引起當事人對律師的不滿。公然違背當事人認罪意見采取無罪辯護策略，一旦出現(xiàn)不如意的裁判結(jié)果，律師很容易引起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埋怨甚至投訴，所以雙方有效溝通形成一致意見是律師必須做到的。

律師拒絕接受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完全可以拒絕律師辯護另行委托其他人。對于這些法定刑3年以內(nèi)的案件，檢察院確實很容易“廢掉”律師的無罪辯護意見，畢竟緩刑的誘惑與要求“硬判”實刑的壓力，律師也不敢冒險。

第六種是可能引起輿論嘩然而被司法報復的案件。

這類案件往往是社會熱點案件，往往存在受害人，而且受害人的遭遇已經(jīng)引起輿論普遍關(guān)注與同情，此時律師的無罪辯護很容易引起辦案機關(guān)的反感甚至司法報復。人民群眾的樸素道德中，對社會弱勢群體對一線辦案人員受到傷害，很容易產(chǎn)生保護心理，此時律師除非有充足的證據(jù)，否則應當采取有罪辯護方案。

這些年只要發(fā)生強奸殺人案、入室搶劫案、滅門慘案、襲擊兒童案、殺害警察案，即使家屬要求做無罪辯護，都是毫無意義的。

這樣的案件必然引起輿論關(guān)注，如果殺害兒童還毫無悔意，不是積極賠償尋求諒解，而是寧可花錢請知名律師做無罪辯護，那么這種案件必然適得其反。你有錢請知名律師，卻不愿意賠償苦主，你這是在挑釁老百姓的道德底線，哪位主審法官敢放過你？人心都是肉長的，你無論因為什么原因殺害兒童殺害無辜者，還毫無懺悔，法院作出重判都會認為自己是為民除害。

有無罪辯護禁忌的案件，律師應該優(yōu)先選擇有罪辯護。律師的有罪辯護，主要是輕罪辯護，既包括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辯護，也包括改變定性為較輕罪名 的辯護。有罪辯護意味著當事人認罪，而且當事人認罪只是爭取從輕判決，不能降低公訴機關(guān)有罪指控的舉證責任，也不能減少律師對有罪證據(jù)的質(zhì)證力度。即使是認罪認罰案件，律師也應當在具結(jié)書達成的妥協(xié)意見之外繼續(xù)要求從輕處理。

律師辦案需要查明案件能不能做無罪辯護，對于無罪辯護會帶來不利后果的案件，應該放棄無罪辯護選擇有罪辯護。律師需要清楚無罪辯護的禁忌，堅持把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放在第一位，這才能得到辦案機關(guān)與當事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當事人的認可。

律所主任，司法部死核援助律師，辦有無罪免死不起訴緩刑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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