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中國歷史上爆發(fā)過無數(shù)次農民起義，最核心的誘因是饑荒。一般來說，主要是土地兼并，導致大量農民失地淪為佃農，進而需要承擔國家賦稅和地主佃租，平時還好勉強生活，一旦遇到大范圍的嚴重天災人禍，那么因為饑荒往往就會爆發(fā)農民起義。因此，網上某個群體總是說“中國人吃飽飯沒幾天”。

相比之下，歐洲卻鮮有農民起義、鮮有饑荒記載。其實，不僅是歐洲，古埃及、蘇美爾等地也鮮有饑荒記載，至于在野外發(fā)現(xiàn)的古埃及“饑荒碑”，新的實在讓人吐槽，可信度真不高。問題是，為何歐洲鮮有饑荒記載，難道歐洲古代沒有什么饑荒，年年風調雨順，年年收獲滿滿，基本時時都不缺糧食？

其實，這個問題簡單又復雜，說簡單是因為歐洲缺少記載，很多饑荒大概率是沒有記錄下來，所以史書上給人印象是歐洲古代鮮有饑荒，但說復雜是因為因為缺乏史書記載，導致想要還原真相難度很大。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考證，接下來就幾個方面探索一下歐洲古代饑荒情況。

首先，古代歐洲制度

秦朝之后的中國是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而歐洲卻是長期分封制。更重要的是，歐洲分封制不像中國西周分封制，而是更為零碎：首先是小國林立，其次是小國下面又一層又一層的分封，最終一個莊園就代表一個封建領主——一個權力單元，具體可見下圖。

在這種分封構架下，“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因此是“逐級效忠”，導致“王權有限”和封建割據(jù)現(xiàn)象，與中國西周分封制的縱向統(tǒng)屬有本質區(qū)別。

毋庸置疑的是，在這樣制度下，想要沒有饑荒，除了指望年年風調雨順，年年豐收，還要指望封建領主發(fā)善心，否則一旦天有不測風云，基本沒有人會來救濟，不說國王家也沒有余糧（國家小，一旦受災，往往就是全國性的），就是有余糧也沒有權力干涉部下的部下事務。

其次，諸侯戰(zhàn)亂不休

按照西方歷史描述，古羅馬解體后，各封建勢力、各宗教、各民族紛爭不斷，歐洲陷入長期而頻繁的戰(zhàn)爭局面，戰(zhàn)爭爆發(fā)頻率驚人，以黑暗、混亂、動蕩而著稱，因此又被稱為“黑暗時代”。

除此之外，因為層層分封的政治制度，導致權力高度分散，就必然帶來內部紛爭，進而導致大小諸侯的彼此攻伐，就像春秋戰(zhàn)國諸侯戰(zhàn)爭不可避免一樣。

如此混亂局面之下，糧食短缺是必然的。一旦爆發(fā)天災，饑荒必然更加嚴重。問題在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我們聽說過多少缺糧的記載？那是個貴族的年代，農夫（古代歐洲則是農奴）的遭遇基本不會被記錄，也不會被重視，歐洲也是一樣。

這里吐槽一句，網上有一種聲音，認為歐洲這種多國林立的情況比中國的大一統(tǒng)好，因為多國林立利于競爭，但問題是壞處呢？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不能因為某些壞處就否定全部，從國家安全、減少戰(zhàn)亂、統(tǒng)一大市場利于發(fā)展等來看，大一統(tǒng)顯然遠遠優(yōu)于多國林立，歐洲做夢都想大一統(tǒng)，但做不到。

第三，糧倉賑災制度

歐洲比中國略大，而中國幾乎每年都有天災，這么大的國土，總會有些地方遭遇天災的，即便絕大地方風調雨順，但也某些地方歉收，這是正?，F(xiàn)象，那么歐洲呢？出現(xiàn)天災是正常的，但如何應對才是關鍵。

早在西漢，為了調節(jié)糧價、備荒救災，漢宣帝時耿壽昌首先倡導在各地建立“常平倉”。自漢代后，中國歷代史書上皆有荒年開倉放糧的記錄。

相比之下，歐洲缺乏賑災糧倉和相關制度，只有教會為宗教目的而發(fā)放一些救濟。況且天災之下，某地教會往往也會缺糧，這時如何救濟，如何跨國家、跨封建領主的調運糧食和救濟？因此，缺乏成體系的賑災制度，古代歐洲必然很多饑荒。

第四，歐洲農具情況

因為中國掌握高溫技術，于是早在春秋時期，中國就掌握了高爐鑄鐵，就是用1100度以上的高溫，得到液態(tài)生鐵，然后倒入模具中將之鑄造成器。當然，生鐵雖硬但脆，無法用于兵器，故而被稱為“惡金”，但可以用于農具，管子書中記載齊國以此為農具。

歐洲缺乏高溫技術，長期使用的是“塊煉鐵”，一次只能冶煉幾斤到百斤，爐子是一次性的，得到的是“半融化的海綿鐵”，然后將之捶打成器，效率低、成本高。因此，歐洲直到中世紀時鐵制農具還很少，莊園內的鐵制農具在晚上往往會被鎖起來，主要使用石制或木制農具。

除了材料之外，歐洲還缺少深耕犁。按照西史記載，古羅馬時用的是“羅馬輕犁”，但只能淺耕；中世紀后不知道從哪學到“重犁”，被稱為“歐洲重犁”，可以深耕，但設計不行，耕幾分鐘就要清理泥塊。直到17世紀，歐洲從中國引進“中國犁”等農具，之后引發(fā)歐洲“農業(yè)革命”，為工業(yè)革命打下基礎。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缺乏合適的農具系統(tǒng)，歐洲耕地數(shù)量和糧食產量可想而知，說能讓當時歐洲人沒有饑荒、吃的飽飽的，只能是臆想罷了。

第五，歐洲畝產情況

糧食畝產，應該是西方歷史敘事的一個硬傷。

西史記載，公元10世紀初期，歐洲農民種下種子和收獲的糧食比例才1比4左右，相比同期中國可謂畝產極低。其中，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歐洲種收比為1比2，還達不到1比4。

之所以如此，其中原因很多，比如農業(yè)技術不行，遠不如中國，種田技術方面中國古代絕對第一，這方面就不多說了；還有農業(yè)機械不行，上文已經談過，而農具不行還會導致難以拓荒和興修水利；以及歐洲緯度高日照短，氣候上又雨熱不同期，不利于農業(yè)生長。

其中，興修水利需要政府協(xié)調組織，以歐洲零碎化的權力分布來說，幾乎不可能做稍大規(guī)模的水利建設。其實，青銅、鑄鐵產業(yè)等都需要高度組織化，沒有統(tǒng)一政府組織，基本只能小打小鬧，這一點常常被忽視。

畝產如此之低，而人力耕種的田地數(shù)量有限，領主的耕地數(shù)量本身也有限，因此成年勞力能養(yǎng)活自家就不錯了，再向領主上繳糧食（以史料來看，歐洲小領主本身也偏窮），可想而知古代歐洲農夫度日之難。一旦遭遇天災，饑荒則是必然出現(xiàn)。因此，歐洲人才是吃飽飯才沒幾天，不是殖民擴張到處搶的話，比現(xiàn)在的南美估計好不了多少。

僅以上述五點來看，歐洲饑荒少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記錄，不記錄或記錄的少自然也就看不到什么饑荒了，因此說歐洲饑荒少是因為“富足”的人，大概只能說是非蠢即壞。

由此帶來一個疑問：歐洲歷史有多少可信度？比如，歐洲缺少信史傳統(tǒng)，比如本文談論的饑荒問題，那么古希臘古羅馬卻有詳實的記史習慣？又比如，古希臘古羅馬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建筑等都高度發(fā)達，但隨后歐洲為何沒有繼承這些，其中事關吃飯的家伙也能失傳？

因此，如今中國人質疑西方歷史，不是因為民族主義，不是看不得別人優(yōu)秀，而是西方歷史本身疑點實在太多，正常人都會質疑，不質疑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