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各界》雜志2005年第5期

作者：陳曉農(nóng)

原題：我父親陳伯達的最后八年

01

事情先要追溯到1981年6月《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這篇決議有關(guān)“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名字，卻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時的檔案并進行了許多調(diào)查后，鑒于了解到的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所做的一個決定，即不在這份正式的歷史性文件中對陳進行評價。

歷史問題決議通過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兩位工作人員到公安部管轄的復興醫(yī)院犯人病房探視了陳伯達，向他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這幾年陳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細節(jié)問題上糾纏了。對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shù)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了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F(xiàn)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p>

半個月后的一天，筆者正在石家莊制藥廠針劑車間揮汗做工，廠傳達室轉(zhuǎn)來一封北京來信。信中轉(zhuǎn)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親的近況，希望我盡早到京商量父親的治療問題。讀罷信，我對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廠請好假，并開具了探監(jiān)的介紹信，隨即搭車北上。

探監(jiān)在當時實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監(jiān)是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時間我對父親的下落一無所知，用工廠同事的話說：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監(jiān)是1980年5月初，第三次是父親判刑之后不久，即1981年3月。幾次探監(jiān)，其間種種詳情，在此不能備述。這一次該是第四次探監(jiān)了。

我于8月5日到達北京，8月6日一早就趕到了復興醫(yī)院，監(jiān)管干部卻告訴我，陳伯達已于昨日出去了，現(xiàn)在住進一家大醫(yī)院，已不歸他們管了，歸北京市公安局管。我當即按照他們給的電話號碼與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長取得了聯(lián)系，隨后按他的指點到北京友誼醫(yī)院做了探視。

父親住在友誼醫(yī)院干部病房二樓頂西頭一間，房子不大但很潔凈涼爽，通走廊處有帶浴盆的衛(wèi)生間，下午定時供應(yīng)熱水。父親自病后已幾年沒洗過澡，現(xiàn)在有了條件，就痛快地洗了個澡?？傊?，無論是居住條件，還是伙食，與復興醫(yī)院的犯人病房比起來，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當時公安局安排科員蕭清河和一位姓趙的同志輪流照顧他。

02

在我探視陳伯達期間，公安局王申科長與我商議了治療、護理等事項，至于以后怎樣安排，一時還定不下來。幾天后，我又回到石家莊上班。醫(yī)院本非久住之地。兩個月后，友誼醫(yī)院就催陳伯達出院。陳家早已沒有了住處，家庭成員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尋找一新的安家處所，考慮到陳伯達腰腿有病，開始還想找平房，但平房實不易找，當時已經(jīng)天寒，而有暖氣的平房更不易找，幾經(jīng)周折，最后還是把家安在東郊新居民區(qū)一幢六層樓的頂層。

根椐中央的有關(guān)條文，在征得我母親余文菲（已于1948年與父親離婚）的贊同并對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后，1981年底我離開了已做工14年的工廠，告別了在我極端困難時曾給予我生活勇氣和諸多幫助的同車間工友，攜妻帶子，遷來北京，照料已是風燭殘年的父親。

1981年11月16日，我同陳伯達以前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蕭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輛面包車，到中南海西苑門內(nèi)中央警衛(wèi)局一庫房領(lǐng)取了上面發(fā)還的陳伯達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這些東西有些還能湊合著用，有些則已破損不堪，只能當廢品賣掉。

衣物中除了夾有兩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幾冊《毛主席語錄》外，陳伯達過去花費大部分工資和稿費（陳只使用建國初期的稿費，1958年以后的稿費都已捐給科學院圖書館）購買的書籍卻一本也沒有。陳平生購買的書籍，以學術(shù)書為主，古籍碑帖也較多。碑帖為當世所輕，雖稱文物，卻少有問津者，陳懼碑學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畫等物陳也少量買過一些。統(tǒng)共算來，陳的文物與他昔日學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zhèn)尾仄废啾?，無論數(shù)量或價值，都只是田的零頭。

陳伯達保外就醫(yī)后，每天都要讀書寫作，由于過去的書籍去向不明，書的來源就成了一個問題。他先托熟悉的同志從有關(guān)部門借了一部分書，又從當時每月100元的生活費中節(jié)省近三分之一出來，用于重新購書并訂閱一些報刊。直到1983年2月，他的生活費增加為每月200元，購書用錢始覺稍寬松一些。

03

陳伯達保外以后寫作的文稿，研究經(jīng)濟問題的部分占有較大的比例。他最初寫的供有關(guān)部門研究的建議，大致有三個方面：

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論證在迅速發(fā)展的世界新技術(shù)潮流中，電子技術(shù)起著舉足輕重的主導性的作用，其發(fā)展水平的高低不僅對各個工業(yè)領(lǐng)域的技術(shù)水平而且對整個國民經(jīng)濟的現(xiàn)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響，建議國家對此予以充分重視，加速發(fā)展和普及電子技術(shù)，改造原有企業(yè)的陳舊技術(shù)；

二是建議縮短工時，將八小時工作制改為六小時，或每周工作六天改為工作五天，這樣做的好處不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時間、擴大社會就業(yè)面，而且主要是可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術(shù)水平提供必要的學習時間，以適應(yīng)工業(yè)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

三是建議發(fā)展中小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當時是叫社隊企業(yè)），限制大城市的過度膨脹，縮小工農(nóng)差別，減少工業(yè)污染。

在哲學方面，陳伯達1982年寫了《黑格爾反對絕對化》《科學·假設(shè)·實踐》《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jīng)〉看中國佛學上的頓漸兩派》。另外，他還寫了些文學評論文章，最初的幾篇是《〈石頭記〉里的一段公案》《讀〈儒林外史〉雜記》《求知難———記讀〈西游記〉》等。

陳伯達在保外就醫(yī)的初期，有一條與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聯(lián)系的渠道。他寫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喬木和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對他的寫作有過具體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后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钡惒_認為當時研究經(jīng)濟問題更迫切，就沒有及時采納這一建議。

陳伯達還對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寫點回憶錄，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議，表示不以為然。他說：“有比寫回憶錄更重要的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能不顧大局。有許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應(yīng)當關(guān)心的，不是個人的名譽，而是國家今后的發(fā)展?！?/p>

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陳伯達與中央聯(lián)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復存在。

04

1981年下半年，中央對陳伯達實行與四人幫有區(qū)別的政策的落實情況，曾在高層領(lǐng)導閱讀的內(nèi)部簡報上通報過。作為實行這一政策的推動者之一的周揚，對陳的情況十分關(guān)注。眾所周知，周揚是文革時最早被打倒、受沖擊最大的人，而陳也曾在公眾場合講過批判周揚的話。為什么周揚會力主對陳實行有區(qū)別的政策呢？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歷史檔案可能不再封存，許多被一時的表面現(xiàn)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于世，到時人們將是會理解的。在此，筆者只談史實，而不加以解釋。

盡管實行了有區(qū)別的政策，陳伯達晚年仍基本處于與外界隔絕或半隔絕的狀況。凡要求與他相見的人都要經(jīng)過公安部門的批準。只有兩位他過去的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獲準可以經(jīng)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揚處工作過，與周很熟悉。

1982年4月22日，記得是個星期四，離五一勞動節(jié)放假只有一周了，王保春和王文耀于傍晚時分來探望陳伯達。王文耀談到，他最近剛?cè)タ催^周揚，周揚說愿與陳見見面，但周本人并不方便提這個問題。便由陳伯達向他提出：希望見見周揚，請公安局向上級請示，如果允許相見，見面的時間、地點請公安局安排。當天公安局方面答復說：經(jīng)過請示聯(lián)系，同意相見，當晚七點在周揚家里見面。這一天，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在陳伯達晚年的清冷生活中，無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六點半左右由公安局蕭鍵和老岳兩人陪同，乘坐警員高英魁駕駛的轎車前往西單西絨線胡同附近周揚家中赴約。

按照公安人員的意見，我未能陪同父親前去，只好坐在家中靜等。原估計談兩個多小時也就差不多了，因為周陳兩位都已上了年紀，談話過久會很疲勞。但時間過了十點，外面已是夜深人靜，卻仍不見父親回來，我不免有些著急。一直等到晚上十一點一刻，父親才終于回來，因時間已太晚，父親沒能多談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親起床比平時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講了與周揚晤談的詳情。他說，周揚住的地方原是黃炎培先生的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晤談是在會客室進行的，參加的共有四個人，除了他和周揚外，還有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和周揚的秘書譚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員沒有在場，他們在另一間房子休息。

陳伯達向我講述的他與周揚談話的內(nèi)容，我曾簡要記下一些。

陳伯達對周揚談到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時說，周總理找我談話三次，要我當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后周總理說：“你是共產(chǎn)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只好當了。至于排第四位，開始調(diào)整常委的名單就是把我排在周總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樣前面。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鑄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打倒陶鑄同志是后來的事。

對于監(jiān)獄中有所優(yōu)待，陳伯達說，我自己以為優(yōu)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時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墻，聽警衛(wèi)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吹剿炎叩桨踩胤?，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jīng)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jiān)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guān)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后把我轉(zhuǎn)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yōu)待……

陳伯達告訴周揚：“我垮臺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fā)生沖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覜]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只提過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05

五一節(jié)過后，市公安局安排了陳伯達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春游，這使他在長期與世隔絕之后，有了一次重新置身于稠人廣眾之中的機會。春游的地點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親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沒有讓我陪他一起去。從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親去醫(yī)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動，我都是不能參加的。

盡管如此，陳伯達春游時的興致還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氣溫宜人，天空薄云舒卷，郊外惠風和暢。公安局的蕭清河講到，老人邊走邊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見愁”的半山腰，途中還遇到一位熱心的游客過來閑聊，當游客聽說他已經(jīng)78歲了，還豎起大拇指以示稱贊。

總之，1982年是陳伯達自倒臺以來情緒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寫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幾乎平均不到一個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幾篇涉及文學問題的稿子亦如愿被送交周揚閱讀———這些我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光陰荏苒，轉(zhuǎn)眼已是初冬。記得是11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來探望陳伯達。他們剛剛落座，尚未寒暄，王文耀即從提包里抽出一本三十二開本的印刷品，遞給了陳。原來這是一本十月十日出版的當年第十期《讀書》雜志，里面刊登了陳5月22日寫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求知難》，原文的副標題“記讀《西游記》”沒有印出，作者署名“紀訓”，這個筆名倒是原來就寫在稿子上的。

陳伯達曾談到，在獄中寫不涉及現(xiàn)時政治的學術(shù)文章而得到發(fā)表，在世界很多國家并不鮮見；解放前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當然也是被剝奪了公民權(quán)的，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字說》《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東方雜志》發(fā)表。

06

1983年9月初，一夜寒風過后，陳伯達腿疼驟然加劇，一時幾乎完全不能走路，無奈，只得向公安局請求聯(lián)系住院。那時聯(lián)系住院，須層層報批，手續(xù)繁雜，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陳伯達感到身體日衰，想趁等候的時間與周揚再次晤談，即請求公安局給予安排。幾天后，公安局答復：周揚同意見面，但現(xiàn)在醫(yī)院也聯(lián)系好了，他們的意見是先治病，待出院后再與周相見。陳伯達同意了。

很快，陳伯達被安排住進了位于北郊的解放軍二六二醫(yī)院。

10月下旬，報上開始點名批評周揚在5月份發(fā)表的有關(guān)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講話。在此之前，雖然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學術(shù)范圍內(nèi)以討論的方式進行爭論的，而現(xiàn)在上綱為否定社會主義。

陳伯達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揚的為難處境，他甚至懷疑是不是由于他與周揚的來往而連累了周揚，于是托人捎口信給周揚：為避免給周帶來困難，建議將再次見面的時間無限期推移。周揚表示同意。半個多月后父親出院了，但不久周揚就病倒了。

1984年秋，陳伯達本人也因薄一波在大連突如其來的講話帶來的沖擊，健康狀況變壞，住進衛(wèi)戍區(qū)二九二醫(yī)院。從此，周、陳兩人都處于新的困境之中。雖然困境的性質(zhì)和程度并不相同，雖然他們此時的地位畢竟極為懸殊，但他們似乎忘了這些，仍常托人互致問候。

當陳伯達得知周揚已基本處于長期昏迷狀態(tài)時，他很難過，特地托與周揚相熟的王文耀向蘇靈揚轉(zhuǎn)達他的關(guān)切。蘇靈揚心情很不平靜地說：“他自己也很困難，還來關(guān)心我們。前幾年不是情況好一些嗎？怎么現(xiàn)在又變成這樣？”在場的人都對這種現(xiàn)象說了幾句牢騷話。

陳伯達曾對我談到：“陳獨秀被審判時，他早年留日時的同學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章士釗在當時名聲很大，敢于為國民黨的敵人陳獨秀辯護，是很不容易的。后來陳獨秀坐牢，胡適等還到獄中看他?，F(xiàn)在革命勝利了，一個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發(fā)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睔q月留給陳伯達與周揚的時間已經(jīng)不多了。

07

1988年9月27日，陳伯達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進朝陽醫(yī)院治療，十月中旬，醫(yī)院因保守療法無效，決定手術(shù)治療。正在手術(shù)的準備過程中，陳伯達服刑18年期滿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決定在病房內(nèi)舉行一個簡單的釋放儀式。

10月17日上午，陳伯達在單人病房里吃罷早飯，坐在沙發(fā)上等候。另一沙發(fā)空著，留給公安部的領(lǐng)導。我坐到沙發(fā)對面的病床上。八點多鐘，走廊里傳來了許多人走動的聲音，但他們沒有進病房，都走進斜對面一間空著的屋子去了。曲大夫進來照例查了病房，說：“他們好像已經(jīng)來了，別著急，得等一會兒?！?/p>

過了半個多小時，不見動靜。陳伯達有些不耐煩，說：“我都85歲了，人都關(guān)到這個時候，不知道還要搞什么名堂，實在沒有什么意思?！蔽覄裎苛怂麕拙?。

又過了一會兒，進來幾個穿便服的年輕人，要支錄像機。因屋子太小，選支放點很費事，最后不得不把輸液架挪走，才在床腳前支放好了。我對其中一人說：“能不能請他們快一些來，老人的病不輕，這樣老等著，他精力堅持不了。”年輕人猶豫了一下，答應(yīng)去催一催。九點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個子的公安部領(lǐng)導人在蕭鍵和醫(yī)院王浩書記的陪同下姍姍來遲。還有幾個不認識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過來。

病房內(nèi)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領(lǐng)導坐在沙發(fā)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開的門外面。

一位剛才來過的年輕人站在我旁邊，拿起照相機對著老人要照相，老人連連擺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什么好照的！”年輕人有些尷尬，但還是趁老人不注意時照了兩張。那個錄像機沒有聲音，老人倒沒在意。

蕭鍵先說了一句：“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長（過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九大之后連任多屆中央委員的于桑），請他講話?！庇诟辈块L面對陳伯達開了腔：“今天嘛，你的18年刑期就滿了，以后我們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由他們負責了。還有個附加刑5年，也都由下面的單位去執(zhí)行了。生活待遇不變，考慮到物價因素，再加50元，每月250元。怎么樣，老陳，有什么要說的？”“附加刑5年”幾個字說得很重，“釋放”一詞卻不曾言及。于副部長話音一落，陳伯達的話脫口而出：“剛才你說什么？還要加刑5年是吧？我說，再加刑8年、10年、100年，都可以，隨便加多少！”于副部長有點尷尬：“老陳，今天應(yīng)該是你高興的日子。”陳伯達道：“我今年85歲了，又得了這樣的病，已經(jīng)是快要死的人了，有什么可高興的？還要搞5年，我是不可能再活5年的?！?/p>

蕭鍵一看談話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里擺弄著一張釋放證明。我問了句：“寫的什么？”蕭鍵說：“嗨，什么也沒有?！蔽医舆^來一看，上面確實只寫著釋放日期，并沒有提到附加刑，看來于副部長是故意要強調(diào)一下附加刑的，他絲毫不考慮一個垂暮老人的心境。這個老人無疑是當時中國最年邁的犯人。

08

陳伯達瞥了一眼釋放證明，抬起了頭，凝重地說道：“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經(jīng)歷了多少艱難曲折呀！我個人是很渺小的人，怎么處理都沒有關(guān)系。我不過是一只螞蟻，誰要踩都可以，什么時候踩死都可以，沒有關(guān)系，聽天由命就是了?！庇诟辈块L道：“不是講唯物主義嘛，怎么你還相信天，相信命？”陳伯達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黨。聽天由命就是聽黨由命。”于副部長：“哦，是聽黨由命?！?/p>

陳伯達略喘了口氣，又說道：“我只說一件事。1948年在阜平的時候，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聽到飛機響，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說，飛機就在頭頂，要趕快走，趕快走。我看著毛主席他們走到安全的地方，才離開。飛機炸彈劈劈啪啪落了下來……”我聽到這里，心頭一酸，實在忍受不住，失聲大哭了起來。室內(nèi)一片肅穆的氣氛，持續(xù)了好幾分鐘。我擦干眼淚，說了兩句希望。

蕭鍵談了將陳伯達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的情況，并站起來介紹了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兼副館長徐世正、辦公室主任范國慧等。徐世正代表文史館講了簡短的話。儀式結(jié)束后，公安局搞錄像的兩個工作人員過來和我握手，一邊說：“對不起，我們不了解情況。”

09

時間進入了1989年?！昂慰袄蠝I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1989年7月31日，周揚同志與世長辭。8月，陳伯達用已不聽使喚的手寫下了挽詞：“創(chuàng)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揚同志 仲晦 1989年8月”。周揚親屬收到挽詞后，立刻寫了回信。

一個多月后的9月20日，陳伯達溘然離世，領(lǐng)導部門通知：后事悄悄處理。仍有數(shù)十位了解陳伯達的人聞訊后自動趕赴殯儀館向遺體告別。在哀樂聲中，人們的淚水奪眶而出，哭泣之聲驚動了室外過往的人們。據(jù)說，這種場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幾位從家鄉(xiāng)專程赴京的親戚因當年的特殊情況，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副館長、辦公室人員，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干部，朝陽醫(yī)院的醫(yī)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報的記者，也參加了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北京市文史館作為唯一的官方機構(gòu)，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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