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中原王朝首都一直在長安和洛陽之間輪換。

亂世中，河北集團和關隴集團是東西方對抗的主角。

作為河北集團的大本營——鄴城，站在了舞臺中央，成為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等割據(jù)政權的都城。

于是出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象：長安和鄴城爭奪天下之中的洛陽。

這三個城市成為中原霸業(yè)的明星。

此時的北京城，高光時刻也僅僅是一個區(qū)域中心，叫做“薊”或“燕”，作為幽州首府的時候，也叫幽州城。

更多時候連區(qū)域中心都算不上，甚至沒有城池，被漁陽郡和涿郡分割。

隋唐及以后，北京城之所以價值越來越大，和古今地緣轉換有莫大關系。

大澤北境

北京城最初之所以名不見經傳，是華北地緣決定的。

大禹治水之后，黃河下游位置相對固定，從滎陽北折，走河北腹地北流，到今天保定一帶東折，在天津南入海。

而今天的黃河下游還是一條叫“濟水”的中型河流，本質上是黃河的一條岔流，在今天淄博北入海。

河水、濟水之間是大片沼澤、鹽堿地，屬黃河洪水期的漫流地區(qū)，加之鐵器尚未出現(xiàn)，平原無從開發(fā)，千里荒野還是夷狄之所。

禹貢九州中把黃河以西叫“冀州”，河濟之間叫“兗州”，濟水之東為青州。

兗州地界，此時即是“黃泛區(qū)”，是華北地緣結界，阻隔東西南北。

鑒于“兗州黃泛區(qū)”的存在，周天子分封諸侯的時候，把衛(wèi)分封在兗州以西，魯分封在兗州之東，宋分封在兗州之南，燕分封在兗州之北。

它們是西周早期黃泛區(qū)四周最重要的封國，其中燕、衛(wèi)、魯均為姬姓諸侯，宋為殷商貴族。

此時的北京城（薊城），不過是遙遠的邊疆諸侯。

以至于分封之后，燕國在歷史記載中消失上百年，這段時間，即使燕國被夷狄所滅，大概周天子也只能唏噓而已。

當時的華北平原，核心區(qū)為禹貢黃河以西、太行山以東的南北狹長地帶。

保定、石家莊、邢臺、邯鄲、安陽、鶴壁至今還在這條太行山東麓走廊之上。

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南有黃泛區(qū)，東南臨沿海沼澤，四面皆是夷狄，薊城完全沒有掌控四方的條件。

即便把薊城算作“太行山東麓走廊”北段也十分勉強，因為燕地和冀州腹地之間的通達并不順暢。

發(fā)源于太行山的諸多河流，如淶水、易水、嘔夷水、滋水、滹沱水等眾多河流，經過短促的流程匯入黃河，雨季形成片片沼澤，給太行山東麓這條走廊戴上了道道枷鎖。

以至于此時的燕地實際上是一個孤立的地緣板塊。

易水是太行山到黃河的最短河流，曾是燕國重要防線，燕國沿易水修筑長城以抵御中原的進攻。

荊軻刺秦中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即生動表達了燕國此時的邊界。

作為孤立的地緣板塊，燕國作為正統(tǒng)姬姓封國，卻只能與孤竹、無終、令支等夷狄之國為伍。

雖然禹貢九州把燕地劃入冀州，但后世還是單獨賦予其一個新的稱呼——“幽州”，以與冀州相區(qū)別。

胡馬陣前

燕地此時之所以不重要，除了地緣板塊相對孤立之外，另一重大原因是中原并未取得大同盆地及周邊一眾盆地的控制權。

戰(zhàn)國之前，雁門關以北的大同盆地，連帶著陽天、陽原、張家口、蔚廣、靈丘、淶源等一眾小盆地，作為農牧分界線，還是游牧民族的領地，未有規(guī)模開發(fā)。

比如蔚廣盆地，曾建立了代國這種較大規(guī)模的夷狄之國，一直堅持到秦并六國。

更加西北的前套平原更是“敕勒川、陰山下，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游牧福地。

不說此時游牧部落軍事相對落后，即使胡馬南下也完全不必通過張家口盆地沖擊燕地，然后陷入河流、沼澤遍地的華北平原。

游牧部落只需通過山西北部的一串盆地南下，然后通過太行八陘各隘口，即可肆意劫掠中原。

戰(zhàn)國中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向北開疆，把代、雁門、云中三地納入中原諸侯國版圖。

在全球氣候較暖時期，加上已經普及的鐵器，這三地均具備了農業(yè)開發(fā)條件，成為東亞農耕北界。

秦并六國之后，云中、雁門、代和燕，這四個板塊一字擺開，成為抵御游牧民族的前線，和后世出現(xiàn)的“幽云十六州”是一樣的防務體系。

燕地一下子變得不可或缺。

北京城的地位驟然提升。

讓北京地位無可替代的原因并不是簡單的軍事價值，雖然它本身就是一座堅城，而是軍事后勤價值。

雖然云中、雁門、代三地均已屯田，但其生產規(guī)模有限，這三地最大的價值還是作為軍事基地存在。

而燕地本身就是規(guī)模較大的農業(yè)區(qū)，是區(qū)域中心。

更難能可貴的是，燕山腳下的懷來-延慶、懷密、遵化、遷安四個山間盆地分別守著出塞之路的四個通道，是可以媲美雁門、代郡的軍事基地。

中原王朝在四個盆地設上谷、漁陽、右北平三郡以加強控制，抵御游牧民族威脅。

于是燕地變成了三個軍事基地加一個后勤中心的格局，軍事價值、經濟價值合二為一。

東漢王景治河之后，黃河下游河道南移，河、濟之間的兗州所剩無幾，黃泛區(qū)大大縮小，華北平原腹地得以充分開發(fā)。

燕地所輻射的平原地帶大大擴充，經濟價值再次上升。

不過，此時的燕地，還不足以上升到一國之都的程度。

中原王朝還是盛世長安、洛陽兩京制，亂世關隴的長安和河北的鄴城爭奪洛陽的時代。

比如，和北京相比，面水背山，西控天下屋脊——上黨高原，東臨華北平原的鄴城顯然更有優(yōu)勢。

與北京城的地位需要地緣發(fā)生變化才能上升不同，江南的南京城（建康）一出場就顯現(xiàn)出與眾不同。

這一對未來國都雙生子角逐中，南京城走在了歷史前頭，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南方中心。

而北京城還需要再經歷一場變化。

四方鎖鑰

讓北京城重要性再上一個臺階的地緣變化是東北亞。

中唐之后，全球步入寒冷期，西北內陸氣候惡化，黃土高原、西域價值下降，東北亞的價值急速上升。

位置偏西的匈奴系（起源地阿爾泰山一帶）游牧衰落，位置偏東的東胡系（起源地大興安嶺一帶）游牧強盛，如契丹快速崛起。

東北板塊的漁獵民族，如女真，更是后來居上，主導了東北亞地緣格局。

整個東亞棋盤的棋眼落在了東北板塊。

不管是中原王朝挺進東北，還是東北游牧、漁獵民族進取中原，燕地都成為最前線。

燕，這一古老稱呼，正式升格為“燕京”。

北扼草原、南馭中原、西控晉陜、東鎖東北，北京城儼然四方鎖鑰。

此時，京杭大運河已經開通，南下的帆桅可以直抵蘇杭。

北京城能方便地獲得江南的錢糧補給。

地緣格局發(fā)展到此，原本的長安、洛陽、鄴城已不能和北京城相提并論。

唯一可以和北京城掰手腕的只有歷史前半場就出場的江南形勝之地——南京。

并不是因為南京城的地緣重要性大于北京城，而是經過幾百年的戰(zhàn)亂，北方早已滿目瘡痍，中原千里無人煙，天下戶口半數(shù)以上集中在江南。

如此懸殊的南北差距，讓江南第一次以南統(tǒng)北、橫掃六合統(tǒng)一全國。

南京城也第一次成為大一統(tǒng)王朝的國都——應天。

但是，政治中心在經濟中心、軍事戰(zhàn)略中心之間選擇的話，軍事戰(zhàn)略中心往往更加關鍵。

終于，在燕王朱棣與江南勛貴集團的斗爭勝利后，明王朝順勢遷都北京。

鑒于江南的重要性，南京并沒有完全失去首都地位，而是作為“留都”存在，保留了各部政治班底。

向海圖強

北京城的最后地緣拼圖是全球海權的急速提升。

這一變化先是給北京城帶來了嚴重的挑戰(zhàn)。

當北京城成為四方鎖鑰的時候，有一個方向仍然被忽略——海洋。

渤海灣和北黃海這兩個深入陸地的海灣讓北京城幾乎變成了沿海之地，二者之間的距離僅有一百多公里。

明時的濱海是天津衛(wèi)，僅僅作為京師的一個防御基地存在，漫長歷史長河中，這里先是被海侵淹沒，變成陸地后又遍布沼澤，從未作為城市出現(xiàn)。

至清代沼澤逐漸於平，這里才變成了地區(qū)首府——天津府。

當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傳來，天津的地位驟然上升。

它成了京師重地的海上門戶。

山東半島、遼東半島環(huán)抱的渤海也成了國家存亡的攸關之地。

旅順、威海等軍港迅速修建，以拱衛(wèi)京師安全。

但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靠近海洋的地緣特征讓京師在對外反侵略戰(zhàn)爭中屢次快速失陷。

當硝煙遠去，共和國浴血重生，東方巨龍再次騰空之時，原本的地緣劣勢變成了地緣優(yōu)勢。

海防重心早已轉向東南，黃海和渤海的存在讓北京城成為全球大國中最靠近海洋的首都之一。

結語

今天的北京城不再充當各方鎖鑰功能，但遠控西北、華北、東北的地緣特征讓它成了交通大動脈的“端點”。

高鐵規(guī)劃中，全國各地而來的高鐵端點均是北京。

加上首都帶來的龐大吸附力，京城早已成為一個超級都市，形成沉重的生態(tài)壓力。

要疏解首都壓力，從歷史中即可尋到答案，那就是再次重視中華腹心——華北平原。

雄安新區(qū)，成為探索未來發(fā)展的“千年之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