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本百年前的排日賬

勾勒出中國農民的家庭日常

太平軍攻占婺源清華鎮(zhèn)當天，程發(fā)開在家做草鞋。他問母親借一兩銀子，付了0.02兩利息。兩個兒子成家后，家庭摩擦增多，程發(fā)開打算分家，分家前請來木匠做床。

程發(fā)開的兒子程允亨，好交朋友，家里來客人會買豆腐干和酒做招待。為了給兒子程同倉結婚，他背下利息高達20%的債務。義和團運動影響到茶葉價格，收購商又拖欠程允亨茶款，資金鏈斷裂后，債主把程允亨家里一頭大豬抬走了。

程允亨所記排日賬 受訪者供圖

2006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永華在安徽黃山屯溪一家出售舊文書的店里，發(fā)現13冊晚清時期的排日賬，是程姓一家三代人留下的記錄。這些記事始于1838年，終于1901年，從記錄看，他們雖然是東南偏遠山區(qū)的普通農民，但命運多少仍被晚清的動蕩局勢引發(fā)的震動影響。

因為史料限制和“學術偏見”，19世紀中國農民的生活一直處于缺席和模糊狀態(tài)。排日賬這樣的民間文獻史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研究中也沒被提及和運用。意識到程家這13本跨度長達半世紀的記錄非常罕見，劉永華決定為這一家人寫一本書，“我想打破大家對明清農民的刻板或者籠統(tǒng)印象”。18年后，他完成新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xiāng)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

農民生活中的肌理層面

劉永華是在無意中看到程家三代人的記錄。

從明清到民國，安徽徽州保存下來的文書有100萬件左右，數量在全國最多，當地由此出現不少文書店，黃山市屯溪老街上的文書店更是名聲在外。2006年，劉永華恰好到徽州參加學術活動，傍晚會議結束后，他專門去逛屯溪老街。

在老街那家規(guī)模最大的文書店，劉永華環(huán)顧一番后，目光落到角落里一疊不起眼的文書上。它們有15冊，封面用毛筆字寫著“逐日登記”“逐日賬簿”等標題，字跡不算講究，書寫者的文化修養(yǎng)一看就不是很高�；覊m滲入發(fā)黃的土紙表面，有些頁面還被蟲蛀過。劉永華翻開發(fā)現，其中13冊是他之前就了解，但學術界還沒普遍引起重視的排日賬。

排日賬是流行于婺源境內的一種民間歷史文獻。所謂“排日”，是指這種本子逐日記錄，而“賬”是指其記錄了家庭的日常收入和開銷，與賬簿類同。不同于普通賬簿的是，排日賬通常還逐日記錄了記賬者及家人的日常行事，有點接近于日記體的文獻。

“當時就知道這是非常難得的東西�！钡曛鏖_價不高，只要了600塊錢。劉永華卻覺得它們非常珍貴和罕見，“一家三代人寫的，這種情況到目前為止絕無僅有”，他果斷買下，“有時覺得也是一種運氣，我剛好知道這是什么，也對普通民眾的生活特別有興趣”。

今日程家 受訪者供圖

晚上一回賓館，劉永華就開始細讀這些排日賬，越讀越興奮，隨即產生了寫一本書的想法。“以前普通民眾的生活，大都來自士大夫階層的記錄�，F在隨著史料挖掘不斷深入，也能找到一些關于他們的直接記載，比如他們記的賬，或者是跟他們有關的諸如田產典當、買賣的契約，但信息相對還是片段性的�！背碳胰肆粝碌挠涊d不同，前后歷時六十來年，哪怕有些年份間斷，尤其是天平天國運動前后的記載一共少了十余年，但整體而言很豐富，可以比較全方位、立體地展現他們生活的不同面向和各種場景，填補歷史研究中19世紀農民生活的空白。

在《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書后記里，劉永華自言“以再現歷史上普通民眾的生活為重要使命”。他解釋，這樣的使命感與在廈門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時受到的學術訓練相關，更深層的原因，是他自己就出生在普通農家，去田野調查時看到鄉(xiāng)民，自然會萌生親近感，“只不過社會經濟史的訓練，讓我可以更有意識地呈現普通民眾生活，寫出農民生活中的肌理層面”。

程家的茶葉與國際貿易

如果沒有這疊排日賬，程家父子三人就會像絕大多數農民一樣隱入歷史塵煙�，F在，經由劉永華梳理，他們的人生得以被大致勾勒出來。

程發(fā)開夫婦至少有兩個兒子，老大允興出生在1844年前后，老二允亨出生在1849年前后。程家三代人中，程允亨留下的排日賬最多，他自然成為劉永華筆下的主角。程允亨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前期，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咸豐四年后，太平軍長期占據徽州，這時他十二三歲，父親也留下一些關于“長毛”的記錄。

程家住在婺源縣北部一個叫沱川的山間盆地，那里耕地面積少，農民在農活之外還得經營各種小商品維持生計。程發(fā)開農閑時走街串巷，賣魚干、葛根、黃精、鹽、麻袋、布、茶葉等，其中茶葉是程家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18世紀80年代后期起，歐洲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購買茶葉數量大幅提高，東南山區(qū)的茶業(yè)經濟得到長足發(fā)展。發(fā)現商機后，程發(fā)開在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就做起茶葉收購、販賣的生意。意識到種茶賣更賺錢后，程發(fā)開還買下一個茶園，以此作為主要的原始積累，程發(fā)開完成結婚、生子、蓋房這幾件“人生大事”。19世紀80年代以前，除了太平天國運動那段時間，也是程家相對“歲月靜好”的年代。

茶園 受訪者供圖

19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范圍內米價開始逐漸上漲。程允亨兄弟各自結婚后，家庭瑣事產生的矛盾開始增多，程發(fā)開決定分家。分家后，程允亨的茶葉產量自然少了，茶價也有所下跌，生活變得艱難。其中有四年，程允亨家還大事連連——雙親去世、兒子成親。尤其是兒子的聘金一項開支，就超出程允亨當時一年茶葉銷售的毛收入。他借下高息債務，最后累計起來，每年光是要還的貸款利息就占家庭年收入的64%。

恰恰這時，華北爆發(fā)義和團運動，中國茶葉出口跟著受到影響。常年收購程家茶葉的一位茶商，在1900年當年一直沒支付購茶款。那年冬天，程允亨的債務危機終于“爆雷”，債主帶人從他家抬走一頭豬。允亨被迫典當了布、菜園，賣了魚和部分田產，才暫時將討債風潮對付過去，但仍有相當一筆錢沒還清。多重打擊之下，程允亨生了8天病，沒錢看病的他只能硬扛。

3年后，程允亨去世，享年55歲，排日賬傳給了兒子程同倉。他不像祖父和父親那么勤快，只留下幾本潦草的排日賬及兩本簡單的賬簿。幸運的是，程允亨在最艱難的時候也沒當掉茶園，為程同倉翻身留下可能。劉永華說，20世紀初茶葉出口價格又上漲了，這一輪漲幅到一戰(zhàn)結束后才回落。“程家的生計危機爆發(fā)于茶葉上漲的前夜，這不能不說是令人惋惜的”。

回到歷史現場找程家后人

開始研究程家三代人后，劉永華經常跑徽州，“回到歷史場景對我來說極其重要，因為不少事實有待確認，很多材料需要補充�！眲⒂廊A將這種由歷史學者開展、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田野調查稱作“歷史學田野調查”。步入歷史田野，不僅可以豐富文獻的數量和類型，由文字材料延伸至口述史料、實物遺跡，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史料的詮釋空間與解讀方式，獲得一種“歷史現場感”。

劉永華尤其想知道的是，程同倉之后程家人的生活狀況——有沒有后代？如果有，經歷20世紀的滄桑和苦難后，他們是否還存在于世？“等于給材料一個補充，也是最后的交代”。

2007年春天，劉永華終于找到程家生活的上灣村。那是一個位于群山山麓的小村，稀稀落落分布著幾戶人家，村前有條小路，四周是耕地、山場，村莊環(huán)境和他閩西農村老家很像。沿著小路一點點往村里走時，劉永華腦海里自然浮現起100多年前，程發(fā)開祖孫三代在這里往來，買賣、勞動、走親訪友的身影。

在程家后代家做訪談 受訪者供圖

離村子只有一兩里遠時，劉永華遇到一位七旬老人。他看起來精精瘦瘦，是南方鄉(xiāng)村常見的老人形象。劉永華上前攀談，問老人家村里是否有人姓程，有沒有聽說過程同倉這個人。沒想到他用濃重的婺源話口音說，那是他祖父�！爱敃r我非常高興，研究終于有著落了，不僅回到了具體場景，材料還跟人都對得上”。

山里春寒料峭，老人熱情邀請劉永華去家里。他和兒子兒媳婦生活在一起，兒子出去打工了，就找了個會說普通話的年輕鄰居做翻譯，大家圍坐在火塘邊聊天。老人說，只知道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再往上的先祖的名諱就不清楚了。對曾祖父程允亨，他沒有任何記憶，畢竟程允亨辭世時，孫子程長久也才七八歲。老人還說，程同倉生了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程長久。

看了十多年程家人的排日賬，劉永華對他們早已熟悉不過。不管是寫作還是接受采訪，他都非常自然地說起“發(fā)開”“允亨”，口氣自然得好像在說親戚或舊友。但是那天，當親眼見到程家老宅所在的位置，還有鬢發(fā)蒼蒼的程家第五代，劉永華還是無限感慨。

作為一位歷史學者，那一刻，他更加理解了文字在世間存在的意義，就像他在書的結尾寫的那樣——“借助允亨自己所記的排日賬，今天我們才有可能知曉，在這個世界上曾經生活過一個叫程允亨的普通鄉(xiāng)民，才可能一點一滴地再現他的生命歷程，拼合他的生活世界，讓我們去了解這個生活在中國東南偏僻鄉(xiāng)村的普通鄉(xiāng)民，是如何經歷19世紀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代。”

走近19世紀的中國農民

有很高的讀寫需求，不都是內卷的

一直以來，19世紀中國農民的生活處于缺席和模糊狀態(tài)。排日賬這樣的民間文獻史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研究中也沒被提及和運用。2006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永華在安徽黃山屯溪一家出售舊文書的店里，發(fā)現13冊晚清時期的程姓一家三代人的排日賬，這些跨度長達半世紀的記錄非常罕見，劉永華決定寫一本書，“我想打破大家對明清農民的刻板或者籠統(tǒng)印象”。18年后，他完成新作《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xiāng)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第一財經對話劉永華，真正走近19世紀，會發(fā)現中國農民的生活有些跟想的不一樣。

農民不都是“內卷”的

第一財經：看了程家三代人記的排日賬，你有哪些新發(fā)現？

劉永華：我重點談了對山區(qū)經濟的新認識。山區(qū)在很多人認識里，是閉塞、隔絕的，像桃花源，不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其實看了程家人的排日賬會發(fā)現，恰恰相反，整個徽州作為山區(qū)，與市場打交道的需求甚至超過平原地帶，因為山區(qū)缺糧沒鹽，必須生產商品換取糧食、食鹽。所以程家人出售多種商品，特別是茶葉。

18世紀晚期開始，特別是五口通商后國際茶市的擴張，歐洲人對中國茶葉需求量增大，給徽州、武夷山這樣的傳統(tǒng)產茶區(qū)域帶來非常重要的機遇。程發(fā)開在販賣茶葉生意中看到機遇，于是買了一個茶園，投入更多勞力在茶葉種植和生產上，有些年份茶葉收入還增加了一到兩倍。茶葉作為紐帶，在山鄉(xiāng)農民與世界茶葉貿易之間建立起了互動，雖然他們并不知道他們的茶可能賣去歐洲、美國。

程家四代世系圖

第一財經：我印象很深的是，你說程發(fā)開父子雖然是典型的“徽駱駝”，勤勉勞作，但太平天國運動前，程家人每年有16%左右的閑暇時間，哪怕后來分家，每年閑暇時間還有13%左右。這樣看來，好像他們也并不是處于“內卷”狀態(tài)？或者是不是可以說，當時也不是所有的農民都“內卷”？

劉永華：“內卷”是來自人類學的概念，上世紀80年代被引入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現在變成時代的一個關鍵詞，所以我也做了討論。實際上從徽州這邊的農民生活看，嚴格意義上的內卷可能并不存在。首先，他們的土地不是精耕細作的，對土地特別是稻田的利用還是比較粗放。其次，投入的勞動不是很多，因為山區(qū)經濟多元，還有別的出路，“卷”不起來。程家人的生活也說明，19世紀中國農民生活有多樣性。學者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用“內卷”來形容華北農民的生存狀況，但是不少學者都對這個看法有保留意見，因為他討論的材料來自抗戰(zhàn)期間，未必能代表和平年代的狀況，他的看法可能也無法適用于其他區(qū)域。

程家所在的上灣村遠眺 受訪者供圖

第一財經：程家人的排日賬里，經常還有迎來送往的記錄，我看了印象也挺深，感覺和我在農村的舅舅很像，就是重視姻親和親戚關系，過年過節(jié)走動比較多。這一點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所謂“親家不往來”很不一樣。

劉永華：對，程家的排日賬就像一面鏡子，可以讓我們看到那個世界跟我們生活的異同。19世紀農民怎樣去處理人際關系，這一點大家注意得不夠。以前因為史料缺乏，很多學者沒有仔細思考宗族在農民生活中究竟有什么位置，都是從組織的角度來講宗族，會強調并放大它的作用。

我在書里也重點講了宗族組織在普通民眾生活當中的位置究竟有多重要。從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賬看，宗族生活農民是會參與，但只是他們生活里的一個面向而已。我仔細梳理程允亨跟族人的互動情況，發(fā)現非常不均質，也就是說，他只是跟某些族人經常打交道，與相當部分的族人很少有實質性交往。這說明宗族有親有疏。在程家的人際關系里，除了宗親，還有很多其他關系，姻親、朋友也非常重要，鄰里或者一些熟人在某些方面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程氏宗祠 善慶堂

明清民眾有很高的讀寫需求

第一財經：程家雖然在山區(qū)，但他們能識不少字，這點也和很多人印象中傳統(tǒng)農民的形象有點不同。從你的研究來看，明清時期農民識字情況是怎樣的？

劉永華：提到傳統(tǒng)社會農民是否識字，很多人可能馬上想起《阿Q正傳》里阿Q畫押的情景，他圈都畫不圓，因為平時根本不用寫字。在魯迅的敘述中，這樣一個愚昧的文盲形象，被進一步放大成國人的負面形象。1949年以后，國家掃盲成就非常顯著，但同時也要看到，1949年以前，還有明清時期，普通民眾已有很高的讀寫需求，也有相當多的人識字。美國歷史學者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與民眾識字》中認為，當時擁有某種讀寫能力的男性約占30%~45%，女性占2%~10%。不過這個比例究竟對不對，我們還需要重新估算。

民眾識字率的重新估算，牽涉到什么叫做識字。我們現在一般認為，認識兩三千字才能叫識字。但是，我對閩西家用賬和程家排日賬等文獻的分析發(fā)現，在清代，一個人只要粗通筆墨，掌握四五百至七八百字，就有能力處理記賬、借貸、記事等文字工作。

我算了一下，發(fā)開掌握六七百字，允亨認的字比父親更多些，同倉與發(fā)開相近。我還看過普通民眾生活中的其他類型的文獻，比如書信、契約，還有民間文學，如山歌的歌冊等，發(fā)現清代農民認六七百字已經能處理很多事情。一個農戶去讀三四年私塾就會掌握基本的讀寫能力。

認為傳統(tǒng)社會農民都不怎么識字的觀念，還涉及對民眾的俯視，就是沒覺得農民認的那幾百個字算什么。事實上對農民來說，能記賬就和文盲有相當差別，這個能力讓他們對生活可以進行更合理的盤算，對他們了解周遭世界也能提供莫大幫助。我們認識到，歷史上經歷過一個文字進入普通民眾生活的過程，我稱之為“文字下鄉(xiāng)”，現在我的幾個學生正在從事這個問題的研究。

程發(fā)開筆跡

第一財經：程家?guī)状俗R字，條件一度在農村還算可以，假設他們培養(yǎng)后代走科舉，有沒有實現階層跨越的可能？

劉永華：發(fā)開把允亨，或者允亨把同倉送到學館讀書的時候，沒有期盼后代要謀取功名。程允亨很明顯，那時沒分家，家里經濟條件不錯，勞力也充足，但他只讓同倉念了四年書就回來務農。他們在學館接受的，應該都是與科舉無關的教育。

程允亨的筆記

他對對聯(lián)以及術數頗感興趣（特別是命理和風水）

明清時期，農民要通過科舉來實現階層跨越非常難，受到很多結構性限制。最重要的一點，是科舉競爭激烈，經濟成本非常高，普通民眾玩不起那樣的游戲。那些有科考傳統(tǒng)的家族，會建立內在機制鼓勵科舉。分家的時候，一部分財產不會被分掉，其田租相當于助學金，提供給博取功名的族人，對于不寬裕的人家來說，這無疑是很重要的經濟資助。

程氏宗族在婺源沱川是一個很小的宗族，身份也比較邊緣，程家歷史上應該從來沒有出過哪怕是秀才這樣最低的科舉功名。他們附近的沱川余氏或者理坑余氏，宗族都比較大，有多人考取科舉，少數人還做到朝廷高官，這就和程家形成非常大的對比。

此外，科舉對天資也有一定要求，考生也應有很強的毅力。程家三代人里，程允亨的文化程度比較高，但從允亨寫的東西看，他遠遠談不上是特別聰明的人。同倉就是一個頑童，不好好寫排日賬，也不太聽允亨的話，不像是科考的料。就算他們天資、毅力都好，還需“伯樂”用心去點撥，這對于程家來說也是奢望。

個人和時代因素交織下的破產

第一財經：你翻譯過美國歷史學家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這本微觀歷史經典著作里，因為涉及真馬丁·蓋爾拋妻別子八年、假馬丁·蓋爾招搖行騙等非常戲劇化的沖突，馬丁·蓋爾的形象是很突出的。相比而言，程家三代人的排日賬比較枯燥，生活也比較簡單，那么寫作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他們是什么樣的形象？

劉永華：他們的面貌我完全不知道，書里有張《賣恤鹽》的插圖，這是我能聯(lián)想到的跟他們比較接近的形象。性格方面的話，發(fā)開比較精明，從購入茶園這件事就能看出這一點。

允亨給我的印象是比較開朗，算是個性情中人。發(fā)開記的朋友比較少，一方面跟他的記載比較簡單有關，另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沒有多少特別要好的朋友。相比之下，允亨有不少朋友，也喜歡交朋友。有一次他外出挑擔，路上估計喝酒過量出了問題，還是那些一起挑擔的朋友幫助他，事后他專門請朋友喝酒。同倉給我的感覺是面目比較模糊，不過他小時候就比較頑劣，也比較懶，排日賬沒好好記，為此允亨沒少批評過他。

但是，能從他們留下的信息中抓到一些非常模糊的性格特征，在歷史中已是非常寶貴的了。我們現在做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受法國年鑒派影響極大。年鑒派第四代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寫過一本書叫《無名之輩的一生》，那本書英文版的封面是一個面目空白的人的剪影，非常形象地表達了普通民眾在歷史上的形象。

第一財經：所以程允亨晚年破產，你覺得主要是個人的因素，還是有時代的因素？

劉永華：我在仔細研讀發(fā)開的行事后發(fā)現，幾個影響兒子允亨這一代生存的事情都跟他有關。比如發(fā)開發(fā)現種茶更賺錢，就買下茶園，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決定。程允亨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日子要苦很多。程家不是所謂被動卷入全球化，而是出于對商機的敏銳感覺，才得以進入茶葉貿易的。

程允亨不如父親會盤算，為什么這么說？因為他經濟賬算得還是有點不夠，不如父親節(jié)儉。他的排日賬里有很多買豆腐干、花生、酒的記錄，晚年經濟狀況惡化了還經常喝酒，消費觀念沒做適當調整，這對后面家里出現財務危機也有一定影響。

程允亨的債務里，最大一筆是兒子的聘禮。其實他不需要借債，如果多等幾年，分幾次把聘金付了，就可以分散經濟負擔。借債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高利息，兒子的婚事完全可以緩一下。程允亨的哥哥30多歲才結婚，同倉20歲左右就結婚了，當時農村普通人家手頭都不寬裕，晚點結婚也很常見。

排日賬中的債務處理記錄 受訪者供圖

他們家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后，通過各方面收入存下來的錢，有相當一部分花到了蓋房子上面。然后再積攢下來的錢，又被程允亨母親的喪事、允亨兒子的婚禮耗掉了，還有缺口，程允亨就去借錢。我覺得這是他個人決策失誤。

借債的時候，他是不是也沒有想到后面會爆發(fā)義和團運動，對他茶葉生意有影響，導致一直收不到賣茶的回款？肯定是。但歷史是無法用事后諸葛的方式來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歷史特別有趣，面對程允亨這樣一個普通民眾，把他的生活方方面面掰開來看，會發(fā)現不同的因素都交相在起作用。有些是宏觀的，是全國甚至全球層面的事件和現象，有些是區(qū)域性的，有些是個人層面的，是性格或者某個決定——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最后交錯著影響他的生活。這樣一段歷史，或許也可以稱之為“生命史與大歷史交錯的歷史”。

本文原載《第一財經》2024-12-13，采寫 彭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