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本文寫于2007年，原刊《首座》雜志，后收入我的隨筆集《皇帝不可愛，國家怎么辦》（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該書今年由湖南人民社以《晚明的崩潰》再出修訂版，目前各大平臺有售。

《圣經(jīng)》說，有一天， 上帝為了考驗 亞伯拉罕是否對他徹底忠誠，就要求亞伯拉罕帶上他的獨子以撒來到一座山上，把以撒殺死后獻祭。 對上帝無限忠誠的亞伯拉罕果然眉頭都沒皺就開始動手，要殺死他可憐的兒子。

這時，天使撲打著翅膀飛來了，她向亞伯拉罕傳達了上帝的旨意：你對我是真正忠誠的，你不用殺你的兒子了。那邊樹林里有一頭羊，你可以用它來代替你的兒子作祭品。

那頭倒霉的羊原本在樹林里好好地吃青草談戀愛，一不小心就代替以撒走上了祭壇，真是世界上一等的冤大頭。后來，人們就用替罪羊來代指代人受過的倒霉蛋。

晚明數(shù)十年，為圣上、朝廷或是達人們充當替罪羊的家伙數(shù)不勝數(shù)，曾經(jīng)官至兵部尚書的陳新甲是比較有名的一個。

一個人被歷史記住，不是他的功績，也不是他的罪過；既不是流芳千古，也不是遺臭萬年，而是當替罪羊出名，這種名哪怕放在出名要趁早的今天，恐怕也沒人想出吧。

陳新甲是四川長壽（今屬重慶）人，萬歷年間中舉，出任定州知縣――沒有考中進士而做官，明朝時稱為乙榜出身。在重進士的大環(huán)境下，以舉人而進入仕途，一般來說，不僅為進士出身的絕大多數(shù)官員所輕視，本人也很難得到升遷。

“以才能著”的陳新甲是個例外。他出身雖低，進步卻很快，在和農(nóng)民軍及崛起于東北的后金軍多年征戰(zhàn)中，他很快就從知縣升任刑部員外郎，不久又升任右僉都御史，繼而則是兵部尚書——從縣長到監(jiān)察部的副司長，到監(jiān)察部的部務委員，再到國防部長，陳新甲只用了十二年時間。

《明史》認為，陳新甲“雅有才，曉邊事”，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能得到升遷的重要原因。終明一世，以舉人出身而官至尚書的，只有陳新甲和弘治時代的工部尚書賈俊兩人而已。順便說，曾出任過巡撫的大清官海瑞，他的出身也和陳新甲一樣，僅僅是舉人。

陳新甲的升遷說明，即便在國事日非的晚明，真正有才干的官員還是能得到正常的升遷，黑暗和腐敗還沒有完全一邊倒。

大凡有才的人往往都會因自負其才而毛病在身，比如同樣是邊才的袁崇煥和熊廷弼，一個好為大言，一個為人傲慢。

陳新甲的毛病比這兩位更甚。他不僅結(jié)交宮中太監(jiān)，本人也做不到反腐倡廉。他的這些毛病，言官們紛紛交疏攻詰。按明朝慣例，一個部長級的高級官員受到言官批評，理應主動提出辭職。

但陳新甲的辭呈沒被崇禎批準，這倒不是崇禎認為陳新甲真的清白，而是正當國家用人之際，即便是有道德潔癖而對陳新甲的兩大毛病深惡痛絕的崇禎，也只能引而不發(fā)。很可能，正是崇禎的引而不發(fā)誤導了陳新甲，他才在后來的塘報事件中自以為是。

崇禎時期，大明帝國最大的苦惱在于，必須在兵力和財力都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在關內(nèi)和關外同時用兵——關內(nèi)要對付已成燎原之勢的農(nóng)民軍，關外要對付日益坐大的滿州。

陳新甲出任兵部尚書次年，崇禎左拼右湊了近十萬正規(guī)軍，由洪承疇統(tǒng)率出關，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問題。但是，這一企圖很快化為泡影：明軍被擊潰，洪承疇退守孤城松山。

面對如此棘手的局勢，陳新甲和內(nèi)閣輔臣謝升想到了與清軍議和——不論是從當時還是從現(xiàn)在的角度看，與清軍議和，走攘外必先安內(nèi)之路，無疑是明朝最可行的辦法之一。這也說明，陳新甲并非平庸之輩。

關于議和，盡管在臣民面前表現(xiàn)得慷慨激昂，好像要誓死抗戰(zhàn)到底的崇禎，也不禁心動。他指示陳新甲說：“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陳新甲以為得到了崇禎口諭，就開始著手令人與滿州方面協(xié)商議和之事。

當時，明朝上下知道此事的人除了崇禎和陳新甲，還有輔臣周延儒和謝升等少數(shù)幾個人。其中，周延儒為首輔，也就是輔臣們的領班，有實無名的首相。當崇禎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時，這個老奸巨猾的官僚始終一言不發(fā)。

周之所以不肯表態(tài)，并非他不贊成議和，而是怕此事一旦泄密，必將成為整日里叫囂夷夏不兩立的文官們的靶子。所謂夷夏不兩立，乃是歷代漢族王朝的書呆子和憤青們一脈相承的愛國情結(jié)：即堂堂天朝，和被稱為夷的異族政權之間，只能是宗主和藩屬的關系，根本就沒有平等對話的必要。

事實證明，陳新甲的自我保護能力的確要低于周延儒。低于周延儒的原因，不是他的智商低，而是他相信了崇禎的表態(tài)，卻至死也沒弄明白：帝王的表態(tài)也許是人世間最不靠譜的承諾，因為最終解釋權在他那兒，他完全可能根據(jù)不同時期的不同需要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就在雙方協(xié)商期間，松山陷落，洪承疇被俘并降清。其間，身為大學士的謝升一時口誤，不慎向外宣稱“皇上意在主和”。為此，他遭到了言官們的強烈攻擊，崇禎只好把他罷官，并以此再三告誡陳新甲：和談之事一定要謹慎，千萬不能泄密。誰知，這天大的秘密不僅捅出去了，而且捅得十分徹底。

陳新甲派到關外與清軍議和的特派員馬紹愉，把清軍的要價寫信送到陳新甲府上，陳新甲閱罷，隨手放在辦公桌上。他家的仆人不知道這是天大的機密，以為只是普通的塘報，就向外發(fā)出去了。

所謂塘報，就是各地官員送到京城的情況匯報，由兵部下屬的車駕司負責匯總并發(fā)給各級官員，略相似于今天的政報。于是，這大明帝國的第一號機密，竟然被傳抄得天下皆知。一石擊起千層浪，一時間，舉國嘩然，言官們一個個地爭相上疏，義憤填膺地要求對這種大大有損天朝尊嚴的事情做出解釋，并嚴懲陳新甲。

陳新甲最終成為替罪羊，其根子在于，他對崇禎的個人品格過于相信。他以為，自己所做的這一切都得到了圣上的許可，圣上親口對他說過“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的話，言官們再厲害，總不可能把圣上揪下臺吧？于是，他有恃無恐地寫了申辯書，講述了和清軍議和的始末，并在文章中多次引用上諭――也就是崇禎的最高指示。

然而，這樣做無疑把崇禎逼到了絕路，崇禎此前才處分過要求與清軍議和的謝升和石鳳臺，其凜然正氣表現(xiàn)得活靈活現(xiàn)?，F(xiàn)在，陳新甲無疑抽了他的底火，天下吏民都會因陳新甲的辯解而認清圣上的嘴臉：圣上原來是個兩面三刀的偽君子。一向以道德自詡、擁有無限道德優(yōu)越感的崇禎從此如何面對滿朝臣工和天下庶民呢？愛面子的崇禎如何咽得下這口氣？

崇禎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殺人滅口。因此，與其說陳新甲是被崇禎所殺，不如說是被自己對崇禎的信任所殺。等到陳新甲在獄中終于弄明白了這個道理，再次向崇禎上書請求寬恕時，為時已晚。他死定了。

這只替罪羊的最終結(jié)局是：棄市——也就是處死之后把尸體扔到大街上任人圍觀吐唾沫，以儆效尤。

在下達處死陳新甲的旨意前，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周延儒知道陳新甲只是替罪羊，不免兔死狐悲，他向崇禎求情說，“按照國法，敵兵不兵臨京城下，就不能處死大司馬（兵部尚書）?！?/p>

然而，崇禎處死陳新甲的理由，既不是拿不上臺面的泄密，也不是清兵入境，而是追究早已成為舊事的農(nóng)民軍殺死了朱家七位藩王――崇禎好像患了選擇性失憶：就在福王、襄王死難之時，他親自提拔了陳新甲。

陳新甲充當替罪羊，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大明帝國的悲劇。從此，帝國喪失了最后一次與清軍議和的機會。此后，盡管火燒眉毛的崇禎發(fā)自內(nèi)心地希望有大臣提出與清朝議和，但鑒于陳新甲血淋淋的死，誰還敢自尋煩惱？

同樣，當李自成兵臨京師，并表示愿意議和時，愛面子的崇禎希望由首輔魏藻德拍板，但和周廷儒一樣老謀深算的魏藻德在崇禎一再表示“此議如何？現(xiàn)在事情已經(jīng)危在旦夕了，你就說句話定了吧”時，竟然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

與其指責魏藻德不肯為君王分憂，毋寧說自從陳新甲做了替罪羊之后，這個廢墟上的老大帝國的君王與大臣之間，已經(jīng)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這樣的帝國還能存在多久，就連白癡也知道。

就陳新甲個人而言，他到死才明白了一個血寫的真理：當上司犯錯誤時，做下屬的一定要勇于承擔，否則絕不會有好果子吃。即便因主動承擔而遭到處分，那處分也只是暫時的，做給別人看的。

民間有個故事說，有一次慈禧召見諸臣時，莊嚴時刻，不小心放了個又臭又響的屁，高雅的老人家很難堪，就佯怒問：“哪個放的屁？”大臣們一愣，明明是你放的，還要問我們？其中一個官員急忙跪下請罪：“老佛爺恕罪，奴才該死?！薄褪沁@個主動替領導分擔放屁之恥的官員，后來官運亨通，一直深得慈禧喜愛。

可惜，這個故事發(fā)生在比陳新甲當替罪羊晚了兩百多年的清朝，不然，陳新甲倒不妨從中悟出一些做官的奧義。

這個故事說明：

第一， 死要面子活遭罪，是民間總結(jié)的真理。民間的真理同樣適用于帝王：當崇禎硬挺著做出抗清英雄的樣子時，大明的陷落就只是時間問題。

第二，不要相信帝王，尤其是危難中的帝王，除非你有一百個身子供他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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