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南京。

一個名叫鮑君甫的曾經(jīng)中統(tǒng)特務，已經(jīng)被紅衛(wèi)兵斗得死去活來。在彌留之際，他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道：

“我不是特務，也不是什么內(nèi)奸，周恩來是知道我的……”

說罷便咽了氣，離開了這個令他萬分尷尬和痛苦的人間，離開了由于他早年經(jīng)歷的牽累而遭受重大不幸的家人。

這不是鮑君甫第一次遭此厄運。

1950年10月，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了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次年1月，由于鮑君甫曾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長，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很快移送法院，準備處以重刑。

在審理中，鮑君甫口口聲聲稱自己在早在1926年就“由陳養(yǎng)山引薦打入敵人內(nèi)部并由陳介紹參加共產(chǎn)黨”，“陳賡可以作證！”。

這次幸虧陳賡大將的證實，才使鮑君甫免于被殺。

那么，鮑君甫到底是人是鬼？他到底有什么不為人知的傳奇故事？

• 他黑白通吃，是名副其實的上海灘大佬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風起云涌的上海灘，鮑君甫可是個響當當?shù)娜宋?，名副其實的大佬，更是個獨特的存在。

他長袖善舞，游刃有余，三教九流無所不交，青洪幫他皆有交情，國民黨高官對他青睞有加，就連公共租界的掌權人物，也都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可謂黑道白道全部通吃，妥妥的香餑餑，國共都向他拋來橄欖枝。

1893年鮑君甫出生于香山縣一個商人家庭。受留日歸來的啟蒙老師維新思想影響，16歲時，鮑君甫便隨鄉(xiāng)人赴東瀛留學，尋求真理。大學期間，他深受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影響，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從早稻田大學畢業(yè)。

1919年回國后，他來到了春潮涌動的上海，參加了“五四”運動，并結識了在上海大學執(zhí)教的瞿秋白，這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筆。

由于鮑君甫精通日語，是個日本通，留學時又與日本的輿論界、文化界建立起了緊密的聯(lián)系，因此，回國后，他很快在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級職員，同時以嫻熟的日文為日本的一些通訊社撰稿，聲名鵲起，在上海灘嶄露頭角。

1924年，他加入了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很快成為國民黨內(nèi)十分著名的左派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卅”風暴中，他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同鄉(xiāng)、同黨關系而成為莫逆。后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陳立夫，成了陳的親信助手，鮑君甫也就此與陳立夫等相識，并在陳立夫的支持下加入中統(tǒng)。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采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采訪股總干事（股長）。

楊劍虹是江湖中人，很講義氣，上任后便拉鮑君甫進入調查科。

真是瞌睡來了，就有人送枕頭。此時鮑君甫在上海灘剛剛得心應手，準備大干一場，卻苦于沒有名頭，這時，他便提出不去南京，在上海幫助楊劍虹打出一片新天地。

楊劍虹欣然同意，就這樣他打著調查科的旗號，開始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領館和青幫等各種勢力之間。

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范圍，為廣集情報，先后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并配有隨員和電臺。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nèi)部爭斗自殺身亡，又因鮑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系，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

有了名頭的鮑君甫在上海灘更是如魚得水，游刃有余，逐漸成為上海灘上擺得平、玩得轉的名人。

任何事情都是相輔相成的，鮑君甫在上海灘呼風喚雨，自然也助推了他在中統(tǒng)內(nèi)部的影響力。憑借著出色的本領與人際關系，鮑君甫依托陳立夫很快也在中統(tǒng)上海站穩(wěn)了腳跟。

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還利用影響力為國民黨內(nèi)CC系重要成員張道藩清除了政敵，徹底取得了國民黨一方大佬的信任，一時間成為國民黨內(nèi)炙手可熱的人物。

鮑君甫不僅很會做人，也非常注重形象建設，不斷打造自己的人設。

自楊劍虹自殺后，痛失“師長”的他，遂改名為楊登瀛，一來紀念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師長”，樹立自身重感情、講義氣的形象；二來突出他的留日標簽，抬高自身的品位。當然，鮑君甫不但與國內(nèi)各方搞好了關系，還注重交好租界權貴人物。有一次，他幫租界的警務處督察長蘭普遜抓到幾個盜賊，為此蘭普遜對鮑君甫也產(chǎn)生了好感。多次交道打過以后，蘭普遜深知他的能量和與各方面的關系，這個“中國通”也深知“人抬人高”的道理，遂公開宣稱“國民黨方面，我只認楊登瀛說話”，這既拉近了與鮑君甫（楊登瀛）的關系，也進一步提升了他在上海灘的影響力。

• 陳賡發(fā)展他成為中共第一位黨外特工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黨組織幾乎陷于崩潰狀態(tài)，知彼知己方可百戰(zhàn)不殆，這就迫切需要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

此時身處中統(tǒng)的鮑君甫則成為中共物色的首要人選。因為他早年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熏陶，思想較為進步，對共產(chǎn)黨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同時，他對中統(tǒng)與國府推行的以暴制暴的手段十分反感，尤其是1927年曾參加過左派，還曾被蔣介石逮捕過，這使鮑君甫耿耿于懷，有可能為我所用，更主要的是他與上海各界人士乃至國外人士都有著良好的關系，有廣泛的情報來源，做這項工作非他莫屬。

1926年的一天，鮑君甫的一位朋友登門拜訪，說有一個人久慕他的大名和才華，希望跟他學習日語，鮑君甫慨然允諾。這位“學生”就是共產(chǎn)黨員陳養(yǎng)山。

此后兩人經(jīng)常在一起杯酒論時局，吟詩抒抱負，逐漸成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間，鮑君甫進入中統(tǒng)調查科后，周恩來通過陳養(yǎng)山得知了鮑君甫情況后，毅然決定將他發(fā)展為反諜報關系。

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臨危受命，1928年5月，一個細雨綿綿的晚上，陳賡與鮑君甫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中秘密會晤了。

陳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鮑君甫對陳賡的傳奇特工經(jīng)歷早有耳聞，非常仰慕，兩人心心相惜，相見恨晚，鮑君甫答應除為調查科工作以外，他還要盡快加入淞滬警備司令部與租界情報機構，以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

就這樣，在十分嚴峻的白色恐怖氛圍之下，中共成功在敵人的心臟插入了一把尖刀，鮑君甫也成為中共第一位黨外地下工作者。

• 中共為他配備汽車秘書和保鏢，提供各種方便

1930年鮑君甫取得調查科駐滬特派員名義后，搬進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對外掛牌“楊登瀛辦事處”，表面上是為中統(tǒng)服務，背地里卻為中共工作。

正是在鮑君甫的大力支持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得以隨時得知國民黨的清剿消息并多次及時轉移。

為方便鮑君甫工作，中共特科為他專門購買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還配備了私人保鏢和專職秘書。

保鏢叫連德生，曾是上海電車售票員，領導過“五卅”運動中的電車工人罷工?！八摹ひ欢焙螅h組織派他到莫斯科學習，這時剛從蘇聯(lián)回來。他身體魁梧，高大健壯，跟隨鮑君甫到各偵探機關活動，與陳賡進行單線聯(lián)系。

這位秘書也了不起，她就是中共優(yōu)秀女特工張式沅，化名安娥。安娥也是《漁光曲》的作者，與田漢有過一段姻緣。后面的文章我們再介紹。

另外，為解決鮑君甫請客應酬之需，黨組織還每月給他提供可觀的經(jīng)費。有中共在背后幫襯，鮑君甫顯得非常神奇，每當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警備司令部或外國租界剛剛得知共產(chǎn)黨的某些活動，中共特工便迅速地將更詳細的情況通告鮑，讓他立即上報調查科總部。

不僅如此，每次搜查共產(chǎn)黨“窩點”時，也都能查到一些“情報”，還能夠將中共刊物《紅旗》、《布爾什維克》等，甚至逐期將中共中央發(fā)給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調查科。

這些情報引起了徐恩曾的高度重視，每次必抄報陳立夫和蔣介石，并深得他們的信任和賞識。

正因為如此，鮑君甫每次懷揣情報“碩果”到南京來，徐恩曾都要把他奉為上賓，專門指派總干事張沖、特務組長顧建中殷勤招待，請他到安樂酒家、世界飯店等高檔大飯館吃飯。

憑著“中央特派員”的頭銜，鮑君甫充分利用他已有的關系，把觸角伸到上海軍政各界的各個角落，構建了自己四通八達的情報網(wǎng)，由此他成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風云人物。與此同時，他還利用他的各種關系幫助中共特工打人國民黨軍、警、憲、特機關和外國租界巡捕房，為中共在上海的活動創(chuàng)造了極有利的條件。如著名的“龍?zhí)度堋敝坏腻X壯飛打入中統(tǒng)內(nèi)部，并成為中統(tǒng)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鮑君甫起了重要作用。

這樣，每天匯總到“楊登瀛辦事處”的各方情報，經(jīng)過中共女特工安娥的篩選及時地轉送到中共特工機關，這些情報可以與來自中共自身情報網(wǎng)的情報相互引證，相互補充，使中共特科好似有了“千里眼，順風耳”。

• 營救中共領導人，懲治叛徒，屢立奇功

從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案發(fā)，鮑君甫一直同陳賡、劉鼎接頭，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南京便被截下來交給中共特科。

1928年4月，鮑君甫參與營救中共著名領袖羅亦農(nóng)未果，但查出了出賣羅亦農(nóng)的叛徒是何家興、郝稚華夫婦（羅亦農(nóng)的秘書），通知中央特科“紅隊”將其處死在其住所內(nèi)。

1928年秋，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將一封密件交給租界捕房去破獲中共地下機關。捕房請鮑君甫去看密件。鮑君甫獲知告密信是一個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寫，他雖然不得不跟捕房將中共機關的7個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陳賡，叛徒隨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員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軍警據(jù)密告，破壞了新閘路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中共中央軍委機關，正在開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軍委秘書白鑫等被捕，并面臨被處死的危險。

軍委書記周恩來因臨時有要事未能趕到，幸免于難。

鮑君甫雖于案發(fā)前兩小時獲悉此次行動，但已來不及向中共傳遞出情報。

周恩來立即召開緊急大會，商量救人，負責營救的最佳人選，就落在了鮑君甫身上。

鮑君甫與陳賡商議后，決定在押解過程中營救彭湃。

1929年8月28日早上，中共特科人員喬裝打扮后在押送沿途埋伏，鮑君甫則孤身趕往公安局。但遺憾的是，由于彭湃級別過高，蔣介石下令盡快處死。由于囚車突然提前兩小時出發(fā)，計劃功敗垂成。

8月30日彭、楊等四烈士在龍華英勇就義。白鑫被捕后釋放。鮑君甫迅速查出白鑫是叛徒，中共特科決定制裁白鑫，但卻不知道白在何處。

當時有上海報紙刊出新聞稱，國民政府蔣主席鑒于白鑫系黃埔學生，誤入歧途，準予保釋。白鑫已于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報效黨國。其實這只是煙幕彈，事實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過南京。

在鮑君甫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終于探明白鑫暫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長樂路）間的和合坊43號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范爭波的家中。

受共產(chǎn)黨請托，鮑君甫幾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將聊天，終于弄清白鑫將被秘密送去意大利。白鑫與范、鮑商定，11月11日晚11時從范家出發(fā)赴往碼頭。鮑君甫將此準確情報報知中共特科。

11月11日晚，陳賡率人在范宅周圍埋伏。當晚，鮑君甫還特地到范家為白鑫送行，弄準最后的出發(fā)時間。當夜23點，白一行準時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槍聲震響，白鑫、范爭洛(范爭波弟)及保鏢兩人當即斃命，范爭波重傷送醫(yī)院。

1929年初夏，有幫派人士找到鮑君甫，揚言有共產(chǎn)黨文件出賣。鮑君甫查問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個組織領導人陳慰年缺錢，愿意出售黨內(nèi)機密文件。鮑君甫給了陳兩根金條，買下文件。此后陳慰年很快被處決。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被捕，鮑君甫找捕房的蘭普遜疏通，用重金打點，以任是自己招募的一個情報人員為由，將他保釋。

出獄后，任弼時被中共中央派到武漢，擔任中共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1931年4月，被調往中央蘇區(qū)。

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員關向應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絕密文件。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對被搜來的文件頗感興趣，并向巡捕房提出由他們派員去清理搜來的文件。蘭普遜答復說：這個案子是租界破的，只準楊登瀛(即鮑君甫)一人插手此案。巡捕不識中文，鮑君甫乘機請共產(chǎn)黨員劉鼎假扮“中共文件專家”到捕房鑒定文件。晚上將一些真實文件帶回“楊登瀛辦事處”研究，次日早晨再將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還。

幾個月后，被認定為”激進學者“的關向應由律師出面保出捕房。

出獄后，關向應旋即進入鄂西革命根據(jù)地，出任紅二軍團政委，與賀龍并肩戰(zhàn)斗。

最傳奇的一件事當屬黃第洪叛變事件。

1930年4月，黃第洪從蘇聯(lián)回國，說是共產(chǎn)國際讓他回國參加中央特科的工作，要求與伍豪（周恩來化名）見面，伍豪出于工作考慮，決定去見面。

原來，黃自認為是留學生，便想要謀取一個較高的職位，但周恩來出于中央特科獨特的工作性質予以拒絕。

對革命悲觀失望的黃第洪想，他既沒有得到職位，也沒有高報酬，在上海簡直無法生存下去，很快他便給蔣介石寫了封信表示“效忠”，并打算在約周恩來出來見面時抓捕作為“投名狀”。

老蔣指令徐恩曾負責此事。鮑君甫及時發(fā)現(xiàn)了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投誠信以及蔣介石的批示，迅速將黃第洪叛變的情報傳遞給陳賡，使一場危局化險為夷。

很快，黃第洪也被中央特科及時清除，解決了黨內(nèi)一大威脅。

• 顧順章叛變，鮑君甫被捕

1931年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供出鮑君甫是中共特工，鮑君甫因此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的“白皮紅心”特工生涯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但好在中共特科辦事情十分謹慎，沒有給顧順章留下任何確鑿的指控證據(jù)。鮑君甫便利用這一點，寧死也不承認他的特工身份。

入獄后，他仍舊鎮(zhèn)靜自若，他相信上司張道藩可以幫他渡過難關。

不久，鮑君甫與陳賡先后被逮捕關押于南京憲兵司令部。鮑君甫在獄中仍舊通過關系，對陳賡予以照顧。

陳賡極為感動。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已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張道藩感念舊情，暗中活動，終于將鮑君甫釋放出獄。

這時周恩來、陳賡等共產(chǎn)黨人等已相繼離開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蘇區(qū)。

1934年國民黨再度啟用鮑君甫，他出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院長等，此時的鮑君甫已經(jīng)完全脫離特工系統(tǒng)，與共產(chǎn)黨方面也失去了聯(lián)系，生活歸于平澹。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鮑君甫因其中統(tǒng)身份而飽受質疑，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逮捕。在審訊中，鮑君甫不斷叫屈，并說陳賡可以為他作證。

1951年7月南京市法院兩次給時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發(fā)函，希望證實鮑在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身份。

陳賡陳賡于1951年11月24日給鞠華院長親筆回信，肯定了鮑在大革命時期作出的貢獻，經(jīng)法院研究對鮑予以釋放，判處管制一年。

鮑君甫被判管制后，無生活來源。1952年11月司法部副部長陳養(yǎng)山聞訊后，立即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三位局長，多次強調“鮑君甫在大革命后對我黨的保衛(wèi)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信中說，“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軍區(qū)專程派人送鮑去北京，鮑在北京受到陳賡、李克農(nóng)、陳養(yǎng)山等人的會見。陳賡詳細詢問了鮑的生活情況，并委托國防部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為其安裝了假牙，制作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鮑君甫在專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個星期。

以后陳賡只要到南京都到鮑君甫家看望，對其生活給予關心。

不幸的是，1966年因為鮑君甫當過“中統(tǒng)特務”的歷史紅衛(wèi)兵小將們被扒出，鮑君甫還是沒有逃過被批斗的厄運，便出現(xiàn)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三年后含冤辭世。

直到改革開放后1993年5月，在許多研究黨史尤其是中共紅色特工史的學者梳理下，鮑君甫的紅色特工身份才重新被人們發(fā)現(xiàn)，他的真實面目也才逐漸清晰：

這名曾經(jīng)的國民黨中統(tǒng)駐上海的特派員，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級特工人員，而且當年對于共產(chǎn)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和許多領導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過具有特殊意義而且旁人無法替代的貢獻。

如沒有他的存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乃至中國近現(xiàn)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寫。

如今歷史終于給了他公正的評價和應有的地位：

鮑君甫被認定為中共歷史上第一位黨外特工，并且與李克農(nóng)、錢壯飛、胡底一起，被稱為中共隱蔽戰(zhàn)線上的“情報四杰”。

作為黨外人士的鮑君甫，出于大義，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嚴酷的白色恐怖籠罩下，冒著生命危險為中共工作，尤其難能可貴，他隱秘而偉大，值得我們所有的國人銘記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