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與潘漢年是我黨歷史上兩位重要的人物，由于二人都是江蘇老鄉(xiāng)，故居相距不過幾十公里，因其老鄉(xiāng)的情誼，令兩人在戰(zhàn)爭年代成了一對推心置腹的好友。

然而，在1936年9月23日，即博古最后一次與潘漢年私談時，他的一番言論準確預測了潘漢年在十幾年后的悲慘結局……！

博古認識潘漢年是在1925年春天，這一年的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全國各地紛紛舉行悼念孫中山先生追悼會。

那時的博古是江蘇省無錫“錫社”負責人，正全力投入追悼會的籌備工作。按照黨的指示，博古要把這場追悼孫中山的活動，辦成一次規(guī)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宣傳。

因為人手緊缺，博古意外結識了潘漢年。經(jīng)過幾天接觸，博古覺得這個江蘇同鄉(xiāng)很有能力，不僅文采過人，口才同樣出色。于是博古就請潘漢年加入自己這個團體，讓他負責宣傳兼顧保衛(wèi)的工作。

這場追悼孫中山先生的活動結束后，博古前往蘇州繼續(xù)上學，潘漢年則趕赴上海，進入中華書局工作。

1930年9月，博古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一個月后，博古與潘漢年久別重逢，那時的博古已經(jīng)是黨內(nèi)重要領導。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進入中央政治局；1931年初，王明主動找到博古，說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幫他主持宣傳工作。博古沒有多想，馬上就向王明推薦了好友潘漢年。

1931年2月初，潘漢年正式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這一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最困難的一年，尤其是在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地的地下活動屢屢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加上顧順章的叛變，使得我黨的地下活動幾乎陷入癱瘓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王明決定加強中央特科工作，博古特別推薦潘漢年，他向大家拍著胸脯說潘漢年是搞保衛(wèi)和反間諜的能手。

1932年至1934年間，全國各地的白色恐怖愈加嚴重，中央機關已經(jīng)暴露，人員不得已分批轉移，全國革命形勢十分危急。

此時，黨內(nèi)以博古、王明等領導人形成了一個小團體，共同排擠打壓毛澤東和周恩來。

1935年2月，貴州遵義會議結束，毛澤東重新回到黨的領導崗位。博古主動找到潘漢年，向他強調(diào)：“我現(xiàn)在決定交權讓位給張聞天同志，同意遵義會議的決定，重新啟用毛澤東，這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p>

交接權力不是口頭說說，更重要的是要向共產(chǎn)國際有個交代，讓共產(chǎn)國際批準張聞天、毛澤東接班，所以博古才會找到潘漢年，讓后者代替自己去莫斯科述職。

二人談著談著，都不約而同地流下熱淚。博古是在感嘆自己的領導崗位被剝奪，同時在他的錯誤領導下，中央紅軍主力損失慘重，不得已踏上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路；潘漢年則是為好友的境遇感到擔憂。

1935年8月初，陳云、潘漢年先后抵達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先到達海參崴，然后轉乘火車前往莫斯科。

直到1936年8月，潘漢年才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北保安，向張聞天匯報了他在莫斯科的情況，以及從共產(chǎn)國際帶回來的密電碼。

這個時間，比黨中央規(guī)定潘漢年回國的時間晚了近9個月！與潘漢年同期前往莫斯科的張浩同志早已經(jīng)回國。

潘漢年為此向中央解釋，他在回國的路上遇到了許多波折，這才耽擱了些時日。顯然潘漢年的這一解釋，沒有得到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一致認可。

毛澤東曾直言不諱地對周恩來說過：“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耽誤這么久回到陜北不說，他還從莫斯科那里獲得了重要的密電碼。萬一密電碼被敵人破獲攔截，不僅耽誤了大事，還會連累所有的同志，這個責任誰都負不起！”

1936年9月23日，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代表的身份，準備從陜北前往南京與國民黨進行和談。

臨行之前，潘漢年去找好友博古辭行。博古語重心長地對潘漢年說道：“兄弟，你此次莫斯科之行犯了很多錯誤。首先是歸來的日期比預計晚了將近9個月；這一階段紅軍第一和第四方面軍發(fā)生許多事情，我們與共產(chǎn)國際處于失聯(lián)狀態(tài)，這怪不了毛澤東這么生氣。

其次，向張聞天同志匯報的時候，你把王明的位置抬得過高。王明在國外指手畫腳，不了解咱們國內(nèi)的情況。我們有能力也有必要擺脫王明甚至共產(chǎn)國際的這種控制，自己處理自己的事物?！?/p>

談話進行到最后，博古還囑咐潘漢年：“以后向上級報告或者遇上一些大事的時候，要站在中立的角度，不要輕易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更不能自作主張，能盡快辦理的事情就不要拖沓。”

潘漢年也很關心好友博古的處境，博古回答道：“我現(xiàn)在還可以，最困難的時期已經(jīng)過去?，F(xiàn)在黨內(nèi)不會有任何山頭，這一系列事件給你我敲響了警鐘。”

從這之后，潘漢年離開陜北前往南京，博古與潘漢年之間除了公務再也沒有私交。

1949年上海解放，潘漢年擔任上海市第一任常務副市長；1954年，黨內(nèi)發(fā)生“高饒事件”。翌年，潘漢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被打成反革命，他在牢獄和農(nóng)場中度過了22年，于1977年4月因病去世。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同志建議復查潘漢年案。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關于潘漢年是對是錯，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從1936年9月，即博古與潘漢年這番推心置腹的交談，我們不難看出，潘漢年在往后的一系列工作中還是犯下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博古曾經(jīng)是我黨的早期領導人，他擁有豐富的政治斗爭經(jīng)驗。從潘漢年那次莫斯科之行比原定時間推遲了9個月，他就敏銳地看出潘漢年此后很難再受到黨中央的信任與重用。

畢竟，沒有哪一個領導人會容忍自己的下屬如此拖沓。

同時博古還告訴潘漢年，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一定要夾起尾巴做人，在一些重要的事情和看法上不要輕易表態(tài)。

但是，潘漢年從事的是情報工作，與他產(chǎn)生直接聯(lián)系的重大事件多如牛毛，潘漢年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能保持中立。

因為特殊的時代環(huán)境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

博古當年的那番話，真是一語成讖。